老外受不了的“中国式热情”

世界上有很多以热情、友好而著称的国家，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来中国之前，我便听说中国人很热情、很善良，相处起来十分容易。当我真的有机会来中国学习和生活后，我更是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心与真诚。无论是去超市购物，去餐馆吃饭，还是去银行办理业务，我这个“老外”总能得到格外的照顾与帮助。从汽车司机、超市收银员到学校里的同学，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很热情，甚至有些热情得让我受不了。     

来信

《南风窗》上的某些文章,其思考的深刻和敏锐确实让人感叹,但作为一个工作于基层的教师,我又常觉得,这些文章对于中国百姓而言过于深奥,难用于实际。比如我所在的学校,校长半年的公务招待费可以达到4万多元,这并不能引发学校教师的反感,更别说反抗了。据我观察,如果没有上层力量的推动,中国百姓还真没有力量推进民主的进程。至少会非常漫长。民主其实很容易,中间的困难主要不是源于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多是源于决策者和设计者的思路问题。     

美国封质疑“高玉宝”

我在美国探亲时，住所旁边就是一座小学。不同肤色孩子的歌声和笑语，常常在我的耳畔回绕。 侄孙女贵贵就在这座小学读三年级。 那天放学回家，贵贵给我带回一封信，说是她们学校写给我的邀请函：请我在方便的时候为该校三年级的美国娃娃们讲讲“中国故事”。我说我不会说英文。贵贵说，她可以当翻译。我说，那就试试看。     

远在异乡的第一份工作

来到澳大利亚后,我第一次工作的学校便是TEFL,我在这里度过了来澳后第一段光怪陆离、甜酸苦辣的生涯。 在TEFL找到工作,主要是因为我在国内时便认识它的校长林先生。那时林先生带着我后来的同事K,正住在广州中国大酒店招揽中国学生。当时我在广州当记者,受朋友之托去采访林先生,同去的还有晚报、电台电视台的几位记     

边境线上的教育竞争

2003年3月,13岁的魏正香又回到了两年半前就读的“拉影小学”。此前,她曾离开这所距中缅边境几百米远的中国学校,转赴跨境几百米远的缅甸学校念书,原因是其母觉得后一所学校的开销低得多。 “我很高兴魏正香又回来了,”女教师岳小焕说,“希望她不会再离开。” 穷孩子出国念书     

八个月转三次学

来到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块伊甸园的新西兰读语言学校,尚在兴奋之际,意想不到的事儿便接踵而至。我被“转手”了所谓的学校,就是租用大厦的一个房间,房间被隔成4块:一块是过厅,一块用于摆放复印机,一块是老师办公室,一块是我们的教室-一个仅能容下7个座位的教室,这就是我的学校! 而学校的校名与我在国内所报学校的名称根本不符,迫究才知,我原来报的学校只有招牌而无师资     

在山村教学的那些日子

正在八十年代,中小学老师比较奇缺,很多识点字的人都被村里请去当老师了,中国也就多出了一个教师名称——赤脚老师。就那样,老师依然不够用。尤其山里学校的老师就更紧缺,甚至连课都开不了。为解燃眉之急,北京市教委从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中招了1300名中学教师,我有幸被录取了。为此,我怀着为山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毅然决然地放弃去县城三中的机会,来到了距城120里的山村学校——冯家峪中学。这座中学四面全是大山,抬头望,四周一览无遗。整个天空也就巴掌那么大!十八岁的我,刚刚脱下校服,还没回味清     

营造奉献和关爱的校园氛围

郑丹娜告诉记者：“我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靠的不仅仅是爱和教育智慧，最重要的，是学校这块肥沃的土壤，为我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班主任这项工作琐碎，负担重、压力大，人所共知。学校是靠什么能够让这支班主任队伍稳定下来，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有效地促进学校建设的呢？     

小巷里燃起一盏灯

那一年,因为父亲在城里上班,我由乡下学校转到城里上初一。学校夜自习下课以后,我每天要经过一条黑漆漆的没有路灯的小巷子。是腊月里的一天,小巷人家里死了一个人,传来哀哀戚戚的哭声,吓得我跌跌撞撞的     

小孩有没有证人资格？

编辑叔叔阿姨： 上个星期的一个下午放学时，我背着书包独自走出学校大门，就在我将要拐进一条小路的时刻，突然，两个高年级的大哥哥出现在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