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与财产权的冲突与平衡

侦查权与财产权的冲突与平衡是整个刑事诉讼中财产权保障状况的集中体现.二者的冲突存在于价值层面和实质层面上.司法实践表明,要切实实现财产权保障之目标,就要对侦查权进行限制,包括“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程序制约权力”.因此,对二者的冲突进行平衡的关键在于设定一个平衡点,即从完善侦查程序的角度着手,设置一系列的制度或机制,既能满足侦查权控制犯罪的需要,又能保证公民合法财产权不受到恣意侵害.     

秘密侦查的多维解读与功能诠释

传统上我国学者对秘密侦查的概念也进行了研究,但对其概念的本质内涵及与临近概念的相互关系上还有待进一步界定。按照不同标准,可对秘密侦查可作不同的划分。秘密侦查具有诉讼、防卫两大功能,我们必须平衡这两大功能之价值。     

评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技术侦查措施”——以秘密侦查理论为基础的反思

新增的“技术侦查措施”一节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亮点之一,很多方面的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新增的本节当中,几个值得进一步明确或完善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秘密侦查是技术侦查、卧底侦查、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手段的上位概念,本节以“技术侦查措施”作为标题的合理性有待商榷。秘密侦查行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轨道之上具有必要性,这也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技术侦查措施”一节的重大进步意义之一。但本节内容较为粗糙,特别是在具体侦查行为的种类、适用条件、批准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致使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欠佳,本节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     

反思与重构:论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法治化

作为主动侦查手段的一种特殊形式,诱惑侦查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较高的效能,然而我国侦查机关在运用这一手段时却存在着诸多混乱的情况,这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是相悖的。在侦查程序日益强调人权保障的今天,对我国诱惑侦查制度进行法律规制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证据规则分析研究

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广泛应用于侦查活动,但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体系在实体规制、程序规制、证据制度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其核心问题是证据规则,它直接体现立法目的以及影响该措施能否有效实施。在学术界对于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概念的表述尚未统一,其关系未形成统一界定,二者对于证据规则问题没有进行区分,这极大影响这两种侦查措施的应用。通过分析归纳,总结出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概念、特征,得出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是交叉关系,以分析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证据规则的问题,并对其提出相关建议。     

秘密侦查在西方国家的兴起

现代秘密侦查制度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历史脉络呈现出"欧一美一欧的三段式"历程:发源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随后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得到了极大发展,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欧洲大陆各国的秘密侦查实践又受到美国制度的强大影响并逐步走向合法化、成文法化.近现代秘密侦查兴起的历史规律体现为由军事、政治斗争向普通犯罪领域延伸;包括毒品犯罪在内的特殊犯罪类型的出现是各国秘密侦查兴起的一项直接动因;不同的秘密侦查手段之间出现了一种与产生时间顺序同规范化程度相悖的现象.     

关于秘密侦查性质的几点思考

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秘密侦查活动,然而在对秘密侦查性质的理解方面,却存在许多不明确之处.在对秘密侦查进行探讨时,必须首先确定它的性质,这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秘密侦查的秘密性是主客观的相统一;通过对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比较,可以看出,技术侦查是秘密侦查的一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含义.     

关于秘密侦查诉讼法制化的思考

作为一种侵害公民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秘密侦查理应纳入诉讼法制化的轨道。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作为对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征集意见的回应,有必要结合西方法治国家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际,从其实施主体、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实施期限和违法救济等方面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     

秘密侦查蕴藏的争议和风险分析

秘密侦查的“秘密”状态在最大化地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功效的同时，也导致外界对秘密侦查监督严格程度的放松。侦查机关独享秘密侦查的自由裁量权，使秘密侦查适用中存在四项巨大风险，即损害公正审判权，威胁侦查员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使用线人会产生消极后果，导致传统的程序监控机制和外来监督机制失效。因此，秘密侦查立法应充分考虑各种相应的防弊措施。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秘密侦查的法律规定

秘密侦查是一种侵害公民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将秘密侦查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并对其加以制约和监督是侦查法制化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虽对秘密侦查做了一些规定,却存在着侦查机关自我审批、没有适用的期限、没有明确的手段和适用范围过宽等问题。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应对秘密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实施期限和违法救济等方面进行完善。     

狱侦特情：监狱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

监狱秘密侦查的情报源头不畅,主要源于耳目制度设计、刑事立法与监狱警务模式的固有缺陷。监狱应以犯罪防控与侦破案件的功能价值为导向,对现有耳目制度做“狱政耳目”与“狱侦特情”的分类模式迁移,并以侦查行为与侦查措施的运行规则为依据,重构新型实用的狱侦特情制度及其原则体系,为监狱提高情报侦查效能、实现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提供理论支持。     

法治视野下的侦查权重构

现代侦查权是一种法治化的权力。法治,以其强大的意识和制度力量,塑造了现代侦查权的基本面目。反思我国现行侦查制度,侦查法治化依然任重道远。我国侦查权的重构,在法治的视野下,可以从弥散与整合、分权与制衡、规则与裁量、正当与有效等四个方面来进行。     

论秘密侦查的原则

随着新时期犯罪趋势的新变化,秘密侦查有效地补充了传统侦查措施的缺陷,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秘密侦查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风险性,即容易侵害侦查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了能更好地发挥秘密侦查的价值。在启用、实施秘密侦查手段的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法则和标准。从相当理由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比例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权利制约原则五个方面来对秘密侦查的实施原则进行简单的论述。目的在于把秘密侦查逐步推向合法化与合理化。     

困境与出路——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考察

秘密侦查手段在侦查实践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然而其本身并未得到刑诉法的明确确认,因此通过这些手段所获取的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就成为当前司法实践的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只有从刑诉法上明确秘密侦查手段的合法性,进而解决其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才是摆脱实践困境的唯一出路。     

秘密侦查的逻辑起点探究

逻辑起点不同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起点,而是学科和理论的发端并规定其本质的初始概念,具有唯一确定性、抽象性,与历史起点一致;其本质是学科或理论的初始概念。侦查行为是侦查学的逻辑起点。在侦查学逻辑起点是侦查行为的指向下,结合秘密侦查行为的特殊性,秘密侦查理论有着源于自身内部逻辑力量的演绎。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由逻辑起点发端理论的具体——抽象——具体的确立方式,揭示秘密侦查理论的逻辑起点。再从逻辑起点本质要求出发,分析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核心分歧。最终指出秘密侦查是符合这一理论的最终落定;而技术侦查只能在符合其本质的合理范围内使用。     

德国的秘密侦查制度

德国是当今世界秘密侦查分散型立法模式的典型.德国秘密侦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邮件检查、秘密监听、卧底侦查、秘摄秘录等.综合衡量,德国的秘密侦查已基本上实现了法治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秘密侦查程序法定原则得到基本确立;建立了针对秘密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犯罪嫌疑人在秘密侦查程序中的诉讼地位得到较大提升.当然另一方面,...     

论秘密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

近年来,走私、贩毒、贩枪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大量涌现并呈现出新的形式,致使一般的侦查措施在揭露和证实这些犯罪的过程中很难收到明显效果,于是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有效的侦查措施逐渐在我国侦查部门得到广泛运用。但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秘密侦查措施缺乏法律规定,使这种侦查手段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完善秘密侦查立法,严格依法办案程序,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最终实现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无疑是我国秘密侦查立法工作应当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秘密侦查措施作为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在侦查实践中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进行立法规制,这不利于保障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也与现代法治国家遵循的侦查程序法定原则相违背。借鉴他国秘密侦查措施在立法上遵守的相关原则,提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适用范围、条件、执行依据、适用对象和救济方式的法治化对策。     

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之辨

侦查不公开与秘密侦查是有本质区别的。侦查不公开即为侦查过程中所知悉的情况不得向外泄露,其法理基础在于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贯彻无罪推定、保障公正审判和保护相关当事人的法益,域外各国都严格控制侦查不公开性。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在性质、要求保密的主体和客体上都是不同的。侦查应坚持适度公开,着重考虑是否会影响实体真实发现诉讼目的的实现、是否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名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否会影响公正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