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六大亮点

新修订的《公司法》，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一部基础性的商事法律，新《公司法》对公司制度作出了许多新规定，这不仅积极地反映和总结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公司迅猛发展的客观现实。也具有前瞻性地赋予公司规范运作机制和新的发展空间。新《公司法》在落实公司意思自治、股东意思自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运作效率以及保护投资者、债权人、企业职工权益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法定增资”质疑

立法提高某一行业的最低注册资本，并要求这一行业的既存企业必须完成增资，不符合《立法法》和《行政许可法》的基本要求，也不符合法律的理性。法律不溯及既往，对既存企业是否增资，应当依据《公司法》，尊重公司及其股东的意思自治。     

行政职权之处分研究

传统上认为“行政职权不可处分”的观点,实质上与行政权、行政职权的属性存在冲突和矛盾.在行政法理论和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着行政职权处分的情形,而且意思自治、不确定法律概念、实质法治主义等理论和现代法治实践的客观需要,都为行政职权处分的正当性、合法性提供了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力.     

论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关系协调,主要包括国家立法规范、劳资双方自治、社会力量参与劳动关系协调等三种机制。三种机制的作用机理和适用范围存在差异性和相互关联性,其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关键。目前,我国劳动法律法规不完善和劳动执法不到位,降低了国家立法规范机制的有效性;劳动关系趋向短期化和工会、雇主组织协调劳资矛盾的作用发挥不充分,限制了劳资双方自治机制的有效性;社会共同治理劳动关系的体制机制不健全,限制了社会力量参与协调机制的有效性。政府需坚持多元化路径协同共进,在整体推进中升级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同时因地因企制宜,在差异化推进中完善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论公众参与机制下的城市社区规划：问题与对策

公众参与是城市社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发展趋势。中国城市社区规划整体上仍停留在半封闭状态,公众参与机制不够完善,为此应加大实行"政社分开"力度,简政放权,增进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管理权;进一步加强社区的自治能力,培育社区自治组织,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加强教育,逐步将公众参与纳入规划立法体系,通过制度和法律保障公众参与的实现。     

论自治条例立法的基本原则

立法的基本原则是立法活动所遵循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准则和方法。参照民族立法基本原则、地方立法基本原则、变通立法基本原则,自治条例立法的基本原则可以确立为:维护自治地方民族权益原则、符合地方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原则和维护法制统一与协调原则。     

民族自治地区地方立法体现特色之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的地方立法是我国地方立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一般地方立法相比,同时又有着一定的特殊性。为了使民族自治地区地方立法体现其特色,必须对自治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定位,严格区分自治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限范围;必须立足于民族自治地区的全局,从宏观上使民族自治地区地方立法体现地方特色;必须坚持从民族自治地区实际出发,研究选择具有地域特点、民族特点的立法项目;必须强化创制性地方立法的创新补缺功能;必须强化实施性地方立法的细化补充功能。     

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合同法律中的适用与限制

意思自治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确定涉外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发展，这一原则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中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时间、空间范围等规定得越来越宽松；另一方面，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能排除强制性规则，限制意思自治在特殊合同中的适用，其终极价值在于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与公平。     

论《劳动合同法》中的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

从法律性质的角度看,劳动合同关系兼具公法和私法两种属性,私法性决定了在在劳动合同缔结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公法性决定了在劳动合同内容的确定中发挥国家强制作用的必要性。实现劳动合同法中的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的协调需要分清劳动合同关系的性质与种类,在私法性劳动合同关系中保障意思自治的实现,在公法性劳动合同关系中维护国家强制的效力。     

公司权利能力受目的(经营)范围限制的立法变革——从新《公司法》第12条谈起

我国新<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改变经营范围,但是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取消了原<公司法>关于"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表述,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进行了统一.可以认为,我国立法目前的态度是,除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活动外,公司可以超出其经营范围进行活动,且该行为应为有效.新<公司法>修改,突破了我国公司立法对"公司权利能力受其目的(经营)范围限制"这一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性规定,从而放宽了法律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这无论对于公司法理论还是公司法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认识新<公司法>此条修改的意义,有必要回顾一下"目的(经营)范围对公司权利能力限制"的立法变革,以从中了解法律修改的意旨.     

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法律保护机制之完善

完善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的法律保护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应加强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保护的立法,完善村民自治,加强土地流转司法和执法,培植农民维权组织。     

完善新疆自治地方立法的思考

自治地方立法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新疆自治地方立法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新疆目前立法存在的问题,新疆人大及其常委会应严格按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尽快采取措施,大力加强新疆立法工作,切实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族自治地方法律体系。     

注册资本认缴制探讨

2013年《公司法》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了修改,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这样股东可以自主约定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期限等,注册资本认缴制的实施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有其合理之处,但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如滥设公司等现象,其结果对小股东、债权人和公司信用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政府要采取加强监管、完善公司章程、建立信用制度等措施。     

论信托法的特有原则

目前,随着《投资基金法》立法进程的加快,作为《投资基金法》母法的《信托法》再一次受到法律界和金融界专家和学者们的关注。笔者认为,在贯彻民法理论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如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平等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信托法要在实践生活实现价值,还必须坚持以下特有原则。     

习惯解释规则与合同法中交易习惯之认定

我国《合同法》将交易习惯作为合同解释和合同漏洞补充的依据,透射出立法者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尊重,但由于相关立法过于简略,给司法实践中该规则的适用带来操作困难。结合习惯解释规则的国际立法内容,我们认为合同中的交易习惯应满足客观存在、未被明示条款排除、符合法律及公序良俗四个条件,同时司法适用中还应处理好交易习惯并存时的科学选择问题和主张交易习惯存在的当事人的举证问题。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村民自治困境及对策

按照"管理民主"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新农村建设中的村民自治新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保障.但由于法律上、实践上、意识上等种种原因,落实村民自治制度面临诸多困境.因此,通过法律上、实践上、意识上等种种对策,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创新充满活力的民主自治机制,是促进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     

浅议湘西旅游资源保护立法的完善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为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保护提供了更为详细、明确法律规范,使旅游环境保护法更具操作性。本文通过梳理湘西旅游资源保护立法的现状,分析旅游资源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针对性的提出要加强旅游资源保护自治立法理论研究,制定旅游资源保护立法规划,制定《湘西自治州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条例》并开展对现存自治立法的修订工作。     

近代西方的契约理论及其法治意义

近代契约理论是现代法律制度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自然法思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权利文化为它提供了制度化的基础。近代西方的契约理论蕴含着深刻而又丰富的法治意义。从私契约理论演化而来的社会契约理论系统确证了法治观念的必然性,决定了公私法法域划分的合理性,以至于宪法成为社会契约的法律表现形式。进入信息知识经济社会后,人们在不懈追求意思自治的同时,注意到了契约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紧张关系,在其基础上发展了契约理论,并逐步认识到意思自治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结合是消除契约当事人实际地位不对等的缺陷,实现契约自由的保证。     

民主:基本规定与形态划分

民主的实质是基于自身权利之上的人民的自治与自主。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深刻地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平等性。现代社会中的民主作为一种自治的运行机制,具体表现为三种存在形态:市民社会个体与各种组织的自治民主、作为政治公共领域的参与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建制性政治民主。这三种民主形态既具有共同的内在规定性,又在运行机制上相互区别,在社会功能上相互补充。     

试析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并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结果。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事业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在仲裁制度、仲裁实践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求中国完善仲裁立法并转变和创新仲裁理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国际商事仲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改革与发展的趋向应表现为国际商事仲裁类型的多样化、仲裁员制度的合理化、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大化、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弱化和国际商事仲裁业务发展的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