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法学现代化范式批判述评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运用“现代化范式”对中国法学进行了总体性批判。邓正来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判定是极为妥贴的,但是他在总体性危机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却是一种虚假的必然性。造成这种虚假必然性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法学的总体性危机中蕴涵着繁复的问题,邓正来经由对“现代化范式”批判而达致的对中国法学的批判,是对这一繁复性问题的简约化处理。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的苏联和中国

1958年爆发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中共领导人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外交上的应对策略.由于毛泽东提出新的外交战略和理论,使得中国在外交中表现得越来越激进,也导致了中苏双方在外交政策和理论上出现了矛盾.“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使得苏联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局面,也为中苏同盟的顺利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阴影,使得中国和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不断扩大.所以“第二次台海危机”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标志,对中苏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危机管理的视角探索中国生产安全事故预警机制构建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正处于发展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非稳定状态”频发的“关键阶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各种危机事件，尤其是生产安全事故的频频发生，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还严重阻碍了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加强危机管理、构建生产安全事故预警机制，成为防范各种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关键，是现阶段安全生产领域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农业产业危机与政府干预——以海南“香蕉危机”为个案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农业除要面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面对科学技术和政策变递等带来的振荡。对农业风险的预防和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干预不当却可能诱发或加剧农业风险。海南爆发的“香蕉危机”作为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危机的缩影再次暴露出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干预存在的严重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海南“香蕉危机”事件的分析,剖析政府干预在农业产业危机的形成与治理中的作用,并进而提出政府适度干预以应对农业产业危机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公共危机决策：难题分析与应对策略

公共危机决策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实践中，公共危机决策仍存在决策情景复杂多变、决策后果多重且关联、决策的支持系统有多元需求等困境。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公共危机决策的应对策略，分为战略规划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我国推进解决公共危机决策的难题的进程大致可分为规范化、精细化、体系化三个阶段，目前，还需要进一步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基本原则，力争“渐进式”地解决公共危机决策的共性难题。公共危机决策的实践创新，则通过问题导向、过程导向、结果导向的策略扎实推进“致灾因子—承灾环境—应灾主体”三要素系统优化、“责任—信息—情景”三要件有力支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社会评价”三指标同步提高，从而全面推进公共危机决策的现代化水平。     

后发谜题:劣势抑或优势?

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重评以“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为焦点的“林杨之争”，能够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辨析国际发展形势，保持发展的独立性。从制度获得方式和制度发展的长期性来看，中国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经济的同时，须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发展道路，使经济发展的抽象制度规律与中国的特殊实践和国情相结合。     

危机应对平台的全面架构与立体打造

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利益和权力在不同主体间的重新分配与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各种危机可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与时代发展方位,以转变价值观念、开展危机管理教育和加强危机管理研究的完美结合全面架构危机应对“软”平台,以强化法制建设、规范管理机制、拓展信息系统、综合社会力量、深化国际合作的有机契合立体打造危机应对“硬”平台,对于有效应对危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把握“商机”，摆脱“危机”——“入世”对我国纺织业的影响及对策措施浅析

1999年 11月 15日 ,中国与美国经过了 13年“拉锯”式的艰苦谈判 ,终于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 (以下简称“入世”)的双边协议。这标志着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已经扫除。“入世”将对纺织工业的发展和纺织品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一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我国纺织品的影响及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一、“入世”对纺织品出口的影响“入世”后 ,对中国国有企业来说 ,可能是喜忧参半 ,而对纺织业来说可以概括两句话 :一是商机 ,一是危机。如何把握商机 ,摆脱危机 ,有助于国有企业提高经…     

舌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挑战和中国道路的完善——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已取得积极成果，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取得明显成效。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又将如何发展？是否有中西方学者所总结和倡导的“中国模式”可以遵循？这已成为近期理论界与实践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

理论的价值的重要性决定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重要性.高度的理论自觉、坚定的理论自信,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应有品质、鲜明特征和根本优势.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既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又表现出了坚定的理论自信,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两大理论成果,并以此为指导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直面新时期“四大考验”和“四大危机”,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创造性回答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方能克服危机、经受考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更广阔、美好的前景.     

新闻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推进 ,国际、国内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日益复杂 ,世界已步入危机频繁的时代。如何成功地应对各种危机 ,已经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社会面对危机时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 ,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愈加突现出来。本文详细论述了作为社会“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 ,在政府危机管理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应该发挥的作用 ,并强调了政府与新闻媒体在良性互动关系对于成为解决危机事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把“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全球性的“SARS”危机作为典型案例 ,分析并对比了中美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作扮演的角色 ,提出我国政府和新闻媒体在应对危机时存在的问题 ,以及两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互动关系的观点。文章最后部分针对“SARS”危机中 ,我国政府和新闻媒体没有能够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的问题 ,分别对政府和媒体提出了改进建议。     

现代性的超越:透视中国古典美学精神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后果使西方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但是西方文化自身却不能使自身摆脱危机,只有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才有可能找到解决之道.中国古典美学所体现出的文化精神,即天人合一理念、儒道释三种文化的统一和真善美三种价值的统一,可以为解决西方文化的“现代性”问题提供某种视角.     

中国企业“补课”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的精髓在于:沟通第一,将危机“靠前管理”“危机发生之前,预警能力不足,时常‘自掘坟墓’;危机发生之时,同类企业之间缺乏集体应对危机的机制;危机发生之后,往往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整个产业蒙受打击。”这是国外专家对中国危机公关整体状况的概括。目前,中国企业的危机管理水平虽然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与危机管理能力研究综述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各种概念的界定、危机的类型、危机的诱因;国外危机管理经验的借鉴、危机管理案例和政府危机管理体系等。我国的危机管理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在关于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措施研究上,主要有“制度论”、“经验论”、“全面整合论”和“公共关系论”。我国学界对危机和危机管理的研究,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实证性研究不够、跨学科研究不够和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等等问题。     

“中国投资过度”是真是假

近日盛传一则消息:国际投资银行瑞士信贷波士顿第一公司驻新加坡首席经济学家巴素指出,中国目前高达15-20％的投资增长,将加剧产能过剩和通缩危险。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潜在危机爆发点。这个获得最热络资本流通的地区,将会是下一个危机发生的地区”。 另一个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大通虽然说得没有这样可怕,但其日前公布的经济报告也指出, “中国经济出现过热情况”,并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产能扩张和加重通货紧缩压力”。 这种判断和分析有多少根据?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走访了国内外著名研究部门和机构,期望从站在中国经济研究最前沿的专家、学者那里找到问题的真相。     

理论动态·时论摘要(11则)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东西”问题趋缓“南北”问题严重 《中国消费报》1998年11月5日载李斌文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东西部问题业已引起国家的重视。然而,我国研究人员在日前出台的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我国南北问题也正日趋严重,结构性危机困扰着北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专家认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建设投资重点集中在北方,这个     

当代中国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及其原因

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一种非常态形式,是执政党结构严密和功能扩张的结果。它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在国家和社会能力虚弱的条件下,执政党权力扩张以至控制国家和社会从而三者结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或状态。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研究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研究为反思“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执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与革命社会是连续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思潮、革命经历和现代化危机共同推进了当代中国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形成。     

新中国首批公派留美人员出国纪实

“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休息。”普雷斯说。“肯定是发生了危机。”卡特判断道。“不是。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管好分歧才有“亚洲世纪”

“亚洲世纪”是近年国际舆论的热词。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四小龙”、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崛起，及至本世纪亚洲延续了崛起势头，并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冲击下仍能保持快速发展，这使得本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预言有了更多的论据支撑。     

团结奋进承遗志 肝胆相照谱新篇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举国悲恸。我们在沉痛悼念的同时,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在各个历史阶段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的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同志引导中国从“文革”造成的严重危机和困难中重新奋起,开辟了社会主义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新道路。邓小平同志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