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中轴到制度中轴——论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

儒家和谐治理观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东亚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可为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追步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着以伦理为中轴、制度性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走出重“政治人”建设、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误区．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其中又以执政党和政府的制度改革为重点。     

和谐社会的构建:从伦理中轴到制度中轴——论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

儒家和谐治理观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东亚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可以为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着以伦理为中轴、制度性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走出重“政治人”建设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误区,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其中又以党和政府的制度改革为重点。     

儒家法律传统中的无讼和谐观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从本质上讲就是儒家法律传统.无讼的"和谐"观是儒家法律传统的终极追求.农耕文明、家国一体和法即刑的法律观等共同决定和影响了中国无讼和谐观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无讼和谐观中有关道德教化、以人为本、犯罪预防、调解至上等思想对于当下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无裨益.     

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治理创新价值北大核心CSSCI

"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总结。现代学界往往认为儒家"德治"将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君明主身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实际上,儒家"德治"思想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重塑传统法律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儒家德教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最终使国家通过公权力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在提倡治理创新的当代社会中,儒家"德治"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培育民间自治力量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有着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治理创新价值

"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总结。现代学界往往认为儒家"德治"将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君明主身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实际上,儒家"德治"思想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重塑传统法律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儒家德教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最终使国家通过公权力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在提倡治理创新的当代社会中,儒家"德治"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培育民间自治力量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有着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新时期规避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策探讨

规避农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出发,应从五个方面对现有机制进行改革,即:完善农民政治参与制度;保障农民政治参与条件;增强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通过对现有机制的改革,完善农村基层治理,规避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促进和谐农村的全面构建.     

建构新时代中国网络空间秩序观的原则途径与目标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发布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和《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标志着中国在成长为互联网大国的同时,其网络空间秩序观也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网络空间秩序观更加清晰,强调坚持网络主权是网络空间秩序建构的基础;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是网络空间秩序建构的原则;多边、民主、透明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是网络空间秩序建构的途径;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网络空间秩序的最终目标。中国建构中的网络空间秩序观,既是其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体现,也是中国为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形成和变革所做出的贡献,是中国从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的重要一步。     

社会治理双重属性的逻辑进路及其实践维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更好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保障。社会治理具有双重属性,一个是权利属性,一个是秩序属性。权利属性追求权利政治,秩序属性则以秩序政治为价值取向。权利与秩序之间的互动是社会治理双重属性的根本逻辑。权利属性与秩序属性之间一方面具有内在的融合性、统一性,互为目的、互为结果;另一方面也总是趋向于相互否定、彼此冲突,权利属性始终试图否定现有的秩序,秩序属性则总是试图束缚住权利。实现权利属性与秩序属性之间的有序互动和动态平衡,根本之策在于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把权利和秩序纳入到法治的框架之内。     

利益与秩序:当代中国社会矛盾治理的二维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殊阶段,因经济发展和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正成为主导性矛盾.如何把这些矛盾控制在“秩序”范围内,使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为最大多数人共享,就成为秩序的内在要求和利益的目标指向.基于此,本文构建社会矛盾治理的二维框架:和谐秩序是社会矛盾治理的目标诉求,利益协调是构建和谐秩序的现实途径,通过政府转型、社会治理和制度整合,以达到近期操作性对策与长期制度性建设的有机统一.     

“中庸”的和谐诠释

"中庸"作为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和思想方法,对实现和谐具有重要意义。细言之,"中道"是实现和谐的基本准则,"和而不同"是实现和谐的科学依据,要用"中庸"方法求社会和谐。     

信息时代的政府改革——“数字时代治理”与制度化方案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行政生态，促生了新的改革需要和动力，也预示新的改革方向。P．登力维等在《数字时代的治理》中对此做出了精辟的阐释。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 Governance）的核心理念体现为重新整合、基于需求的整体主义以及数字化变革等；它是技术理性观、整体人权利观双重变奏之产物；是行政过程内在的管理特性与政治特性交互影响的结晶。就其本质而言，数字时代治理是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对“整体性政府”理念的再阐释。为了深刻理解数字时代的治理，需要以行政改革的复合视角（包括观念与伦理、体制与流程、结构与功能、技术与制度、政策与机制视角）为标杆，对其制度化方案予以分析。     

和谐同盟:比较视野下的马克思与孔子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儒家文化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渗透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每时每刻在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新的理论资源,马克思和谐理论与儒家和谐观具有共同性,也各有侧重点,如何将马克思的和谐理论与儒家的和谐思想有机结合生发新的充满活力的理论,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谐同盟何以可能,和谐同盟得以可能,是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全球治理变局下的中国传统智慧

当今世界秩序变革,全球治理加速发展。习近平同志倡导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因素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推动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哲学观、政治观和国际社会观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中华精神的发扬有助于全球社会达成最基本的共识。     

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新理念

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了新的国际秩序观所谓和谐世界,首先是和平共处的秩序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不同国家平等和睦相处,尊重相互的地位、权利和特性。和平共处状态包含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同国家相互依赖,互为依托,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非常强。和平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散”到“聚”:乡村善治的逻辑——基于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和外生秩序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善治的根本目标是构建良好的乡村秩序。治理主体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是乡村社会中两对核心关系,构成乡村社会的外生秩序和内生秩序,而影响两种秩序的关键要素分别是治理主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村民的共同价值根基。基于关系学视角,按照乡村治理“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中心要求,乡村善治的逻辑即是实现乡村社会两种秩序由“散”到“聚”。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乡村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和共同价值根基的强弱水平进行分析,根据内生秩序和外生秩序的“聚”“散”状态进行交叉组合,可以针对我国村庄内外皆“聚”、内“聚”外“散”、内“散”外“聚”和内外皆“散”四大类型给出治理思路,从而为我国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事业发展提供参考。     

治理工具创新:激活内生型社会信用秩序

对于新工具的应用可以看作是对于社会秩序发展的一种回应。在网格式的社会治理结构中,传统的等级式关系的治理工具经常显示出其不适应性。市场经济社会信用供给的两种形式有内生型供给和外生型供给,内生型社会信用秩序是市场经济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能动性来形成牢固的利益、市场、权利和法律体系。基于内生型秩序在建构社会和谐稳定性方面优于外发型秩序的特性,所以结合我国转型社会发展特点,通过开发与创新社会治理工具为重构社会信用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民族乡治理现代化:困境、关键领域与实现之道

民族乡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困境如下:理论困境:现有研究成果的缺乏;现实困境:特殊的自身环境;制度困境:法律法规的滞后。民族乡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领域如下: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各民族单元"成为平等的治理主体;治理内容的现代化:法治下"五位一体"的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自主发展基础上的对外发展能力;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乡规民约的"制度化";治理目标的现代化:和谐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民族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之道如下:民族乡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民族乡数量增减与名称变更的科学解决,民族乡内部治理体系的重构以及民族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汉代礼乐教化观的转型探微

礼乐教化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汉代礼乐教化观的复兴以陆贾、贾谊为代表,在礼乐教化的目的上,继承了孔孟的"仁义"思想;在具体的教化措施上吸收了荀子"化性起伪"的思想。董仲舒通过阴阳五行化的自然天道观论证礼乐教化的合理性,实现了礼乐教化观从"人性论"向"天道观"的转型,最终由《白虎通义》进行总结,实现了礼乐教化的法典化。其结果有助于国家"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实施,却在一定意义上压制了人性的自由发展,改变了先秦儒家礼乐教化观自然发展的"内在理路"。     

政党会期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程度是影响国家政治秩序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会期制度是党的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会议的会期呈现出显著的制度化趋势,会期制度内容趋于完善,会期制度运作趋于稳定,会期制度效能得到较好的发挥。中国共产党党内会议的会期实现制度化,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健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重大工作的体制机制,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有助于强化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增强民众的政治信任;有助于构建国家的政治仪式体系,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有助于增强整个社会生活的可预期性,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应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进一步规范党内会期制度的运行,逐渐实现定期化、定型化,探索出一条稳妥推进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规范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