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潘祥超、陈答才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新探”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共通，是中华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互动共进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新探

中华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共通,是中华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互动共进的理论基础.这个互动共进是一个双赢过程:在弘扬民族精神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不断推进;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民族精神得到不断弘扬.二者互动共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新探

中华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共通，是中华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互动共进的理论基础。这个互动共进是一个双赢过程：在弘扬民族精神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不断推进；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民族精神得到不断弘扬。二者互动共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灌输论”的理论思考——兼驳李洪林的一个观点

本文针对李洪林否定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观点,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是“灌输论”的奠基者;列宁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概念并系统阐述了“灌输论”的思想:当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论”有重要的意义;否定和反对“灌输论”其实质是否定和反对向广大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互动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它深入地渗透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生命力和强大动力,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深化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互动关系研究,无论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完善和发展,还是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哲学与民族精神有着内在的关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性转换和提升,而且籍此从文化的内核或根基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谐观、社会理想与价值目标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之中。     

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我国的多元表现及其现实意义——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根据《辞海》的解释，批判，是指分析、否定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就是依据唯物辩证法，对一切不合理的言论、行为、政策、措施、制度等进行理性否定并寻求完善的精神。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批判推动对象的前进和发展。批判是唯物辩证法的逻辑必然和精神本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论否定的内外形式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过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新的肯定(否定的否定)的矛盾运动过程,即事物经过“三个阶段”,“两次否定”,形成一个“仿佛回到出发点的周期”,从而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完成自己,实现和完成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显然,在事物发展的这个完整周期中,两度出现的否定,就构成了事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过程中的两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和特征.因此,深入地研究和讨论事物发展的否定形式,对于进一步加深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仅就事物否定的内外形式谈些看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创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文明”追求,萌发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青春之文明”构想和对“俄罗斯新文化”的向往,是在文明反思与抉择中生成的以马克思主义关切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新型概念表达。新启蒙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澄明对待中西文明的正确立场,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高度现代文化”锚定了自身文明追求;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和“西化”思潮,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指明中华文明“向前”的方向;新时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语境中坚持守正创新,以“第二个结合”创新方法论正式提出并全面形塑了这一重大原创性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是在古今中外对比和守正创新中对自身文明发展作出的创新标定,具有“术语革命”的理论想象力和实践引领力,支撑了新时代“文明”话语、“文化”话语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创新。     

伟大建党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信仰内涵的内在契合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并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既是百年大党精神谱系的凝练,也是实现伟大梦想科学方法论的指引,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唯物主义世界图景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价值本源与实践归宿的统一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锤炼纯洁政治品质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信仰间深刻的内在契合逻辑,是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强大感染力与持久力、培育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力的题中之义。     

习近平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及其意义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民族文明如何传承发展的重要论述。“两个结合”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新时代实现“两个结合”，应当坚定文化自信的正确立场、秉持开放包容的基本态度、坚持守正创新的科学方法。在筑牢道路根基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在打开创新空间中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精神与时俱进的源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同步,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阶段都呈现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风貌,成为激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而且表现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文明的建设成果都与时俱进地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水平,印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融合、促进并推陈出新的文化脉络。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阶段的理论成果,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丰富与发展的印记,能够深刻地理解,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才能获得与时俱进的精神支撑。     

“主题转变论”质疑

“主题转变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主题”,这一主题早已不符合我们时代的现实,因此必须“使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来一个根本转变”,提出应当“把是否有利于全社会与全人类和谐一致的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的基本前提和主要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主题转变论”把无产阶级革命仅仅理解为取得政权,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进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是始终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这表明论者既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也没有认真思索全部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我们党在分析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时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两大主题,这与“主题转变论”的作者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主题也应改为和平与发展,完全是两个不同范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多姿多采的,而“主题转变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解为对以往马克思主义主体内容的否定,把坚持和发展对立起来,这显然是错误的。     

“趋同论”的实质是抹煞两种社会制度界限否定社会主义

我们搞改革开放,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开放中批判地吸收和介绍国外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也绝不是意味着可以放弃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趋同论”是一种国际性的思想学术思潮。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和影响,就是以学习西方技术和管理经验为理由,最终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趋同论”可以看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反映,对此必须予以抵制。     

与时俱进与中国哲学因时“生”“变”的优良传统

辩证思维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与时俱进”命题的提出,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思想,而且融汇了中国哲学的“生生变易”“囚时而变”“生生不已”优良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息息相通,体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气派。     

思想工作“变中有不变”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否定中包含着肯定的因素,否定是“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既变革又继承。这样否定就成为新旧过程联系、发展的环节。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企业顺势应变,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改进,取得了一定成效。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扬斗争精神的三重逻辑

发扬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是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世间奇迹的"精神密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为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奠定历史根基;马克思主义对抗性矛盾与矛盾斗争性、阶级对抗性与阶级斗争、辩证否定观与革命批判等学说为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输送了理论养分。把斗争精神转为自觉行动要从创新理论武装、坚定信仰信念、增进人民福祉、投身实践锻炼四方面协同发力,不断夯实斗争的思想根基、涵养斗争的政治定力、激发斗争的内生动力、提高斗争的能力水平。     

谢韬先生《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之我见

谢韬先生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其“最后遗言”是“放弃革命”,并首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他据此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新正统说”也是不能成立的。不能混淆恩格斯与伯恩施坦的原则区别,当年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其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革命精神的性质是不能否定的,当然这并不排斥今天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作抽象的价值评估。肯定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今新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是正确的,但进而肯定其在“战争与革命”年代的作用,并否定共产党人当年的革命路线,则是错误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模式”或“民主模式”,对其参考借鉴有必要,顶礼膜拜不值得,迷信照抄更有害。中国的前途不能寄托于某种“模式”,而在于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广泛借鉴、坚持走自己的路”,继续开拓创新。     

把继承和创新有机统一起来

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长期以来我们党所倡导的“弘扬民族精神”变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是要从新的时代发展要求出发,把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真正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容否定

近年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散布了大量的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从理论上说,集中攻击的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是马克思主义是“百家中的一家”(即“一家论”)。其目的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动摇我们的理论基础,以便他们“自由”地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对此,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决果敢地批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