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索要婚外同居期间给付财物的行为认定

因暴力索要婚外同居期间的给付物而引起的犯罪时有发生,如暴力索要包养费、分手费、青春费等。我国司法实践中常以该类行为缺乏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或者不具有实质性的财产性损害为依据否定侵犯财产罪的成立。然而这一做法仍有可商榷之处,事实上,有些暴力索要给付物的行为主观上已经具有了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也已符合了侵犯财产罪的构成要件。当同一案件中糅合了刑事和民事两种法律关系时,对这种同位并列的法律关系应当采取分别评价的分析路径。     

执行案件中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性质认定

夫妻共同财产及债务的认定、处理等问题一直是执行工作的重中之重。由于我国强制执行法缺失，全国各个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及债务的认定标准和执行方式各不同一，导致同类案件的执行措施不同，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亦导致与此相关的执行异议案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司法效率。破解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题的关键在于执行法官能否完整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所有规定，能否灵活运用相关法律法规界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维护好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解决滥用执行救济权利、执行异议增多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加大对规避执行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公民诚信意识，加强社会征信系统建设。     

论非婚同居的立法规制

由于非婚同居的合理性以及因其引发的纠纷不能在当事人间化解 ,对非婚同居进行立法规制是必要的。从尊重个人生活自由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出发 ,立法应当以双方均不具有配偶的非婚同居行为为对象 ;规定非婚同居当事人间不具有姻亲关系 ,但当事人有日常家事代理权 ;在非婚同居关系中止时 ,若为公平考虑 ,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另一方予以经济补偿或经济帮助 ;非婚同居本身可由当事人的亲友或邻居以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予以证明     

关于如何看待债法总则对各具体债适用的问题

关于债法总则设立的问题,需要考虑的是其对包括合同在内的各种债的关系的可适用性,然而债法总则只是为各种债提供一套备用的规范体系,我们不宜苛求债法总则的所有规范对各种债都完全适用,即便是合同之债,债法总则的许多规范也不是完全适用的,以债法总则对合同以外的债不完全适用为由而否定其实际效用和存在价值,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审视与沟通——非婚同居现象的法律评析

非婚同居被有些人认为是自主选择其生活方式最便利和利益最大化的两性组合。因此,非婚同居不象婚外同居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那样受到人们较为强烈的道德指责,越是如此,我们越应该看到,在现代文明和谐的社会中,非婚同居不是一种合理的、真诚的两性关系,更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婚姻依然是人类两性结合的基本形式。我国法律对非婚同居的冷遇且不予保护的基本事实,为我们评价或选择两性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法律标准。我们有理由认为,非婚同居不仅是和谐两性关系中的杂音、噪音,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利冲突、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我们可以对非婚同居行为少一些道德上的指责,但我们更应该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保护婚姻家庭,构筑和谐社会的根基,对法律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夫妻一方对外所举无法获利之债性质界分

婚姻关系存续期内,一方因日常生活需要基于"日常生活决定权"而形成的债务应当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符合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及其他法规特定情形的债务,应当视为个人债务;其它债务的性质原则上应认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如夫妻非举债一方主张该债务为另一方个人债务的,应当对从该债务中所获利益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承担举证责任,若一方所举之债并未带来任何利益,则应当直接认定为个人债务。     

夫妻一方将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行为效力的法律思考

对于夫妻一方将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有的判决无效,将赠与财产全部返还或收缴归国家所有;有的判决有效,不必返还;有的判决部分无效,返还一半财产。婚外同居行为与赠与行为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应该考察赠与行为所附条件的正当性与否以及赠与财产在夫妻共同财产中所占的比重来决定赠与行为的效力,从而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夫妻一方将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行为效力的法律思考

对于夫妻一方将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有的判决无效,将赠与财产全部返还或收缴归国家所有;有的判决有效,不必返还;有的判决部分无效,返还一半财产。婚外同居行为与赠与行为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应该考察赠与行为所附条件的正当性与否以及赠与财产在夫妻共同财产中所占的比重来决定赠与行为的效力,从而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婚内强制性行为构罪标准初探——兼论我国婚姻法别居制度构建

婚内的强制性行为是否应入罪都存在激烈的争论。虽然我国刑法未规定强奸罪为婚外强奸，现行婚姻法也未规定同居义务，但是婚姻法所调整是夫妻之间人身与财产关系，刑法所要调整的是具危害婚姻关系实质内涵的行为。婚内的强制性行为不因形式上婚姻关系而入罪或出罪，而应进行实质的法律评价，以是否具有共同生活作为同居义务的前提，从而认定婚内强制性行为的入罪标准。同时，在婚姻立法中，应明确同居之义务及的构建别居制度。     

论诉的利益之判断

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是指当事人提起的诉应当具有的法院对诉讼请求进行审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对诉的利益之判断,无论对于保障诉权还是防止滥诉都有重要的意义。在其他判决要件具备的情况下,当事人提起的诉有诉的利益,法院必须进行审判,没有诉的利益,法院应当驳回起诉。诉的利益具有抽象性,法院对诉的利益是否存在的判断,应当从原告、国家、被告三者的立场进行考量,并且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诉的特点甚至个案具体情况来判断。     

论夫妻同居义务——空床费事件引发的思考

“空床费”一案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引发了学界对夫妻同居义务的探讨。同居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应有之意，婚姻本身就是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法律只需要对诸如重婚、家庭暴力、遗弃等侵犯他人权益、危害社会的行为加以严惩，法律应止步于卧室之外，对于同居义务，法律不宜做硬性的规定，完全属于夫妻意思自治的空间范畴。     

城市青年择偶方式:未婚到已婚的变化及相关因素分析

研究表明,未婚青年择偶方式与已婚青年择偶方式存在明显差别。原来的同学是未婚青年择偶中最主要的结识方式,但这种同学关系最终能走进婚姻的不到其比例的一半。同时,尽管自己结识是青年择偶方式的主流,但由他人介绍结识的方式在已婚青年择偶中已占到40%,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已婚青年调查结果的分析还表明,青年的结婚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以及城乡背景等因素,都与青年择偶方式有一定关系。     

庭审直播与司法公开之辨

在司法公开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庭审的过程也是体现司法公平与正义的重要环节。从最初通过电视等媒体对庭审过程进行报道,到互联网时代中通过网络对的庭审活动进行直播,再到“自媒体”兴起后庭审活动的微博直播与互动,我国法院的审判工作透明化程度日益提高;司法公开的含义远大于庭审直播;为进一步促进司法公开与公正,包括庭审在内的法院工作的公开,需要在合法、合理地予以规制。     

行政规则及其效力外部化初探

行政规则是指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指挥权,为了规范行政机关的内部秩序或运作,对下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所发布的并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抽象性规定。其类型依据不同的功能可分为组织性规则和执行性规则。行政规则不仅具有拘束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的效力,而且依据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组织性规则、解释性规则、裁量性规则与补充性规则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间接影响外部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效果。因此,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如果发现行政规则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法律的精神时,应拒绝对其予以适用;如果发现其是合法有效的,也应该在判决文书中予以援引。     

简易判决的本土化探索——简易程序改革的另一种进路研究

在诉讼案件与日俱增而司法资源有限的国情下,传统的诉讼模式已无法完全满足繁简案件分流审理的需求,简易程序不简易的现实制约着当事人和法院简便快速处理简单案件的迫切要求。基层法院审判实践中存在事实无争议的案件,增设简易判决改变传统的审理方式,把这部分事实无争议案件过滤于庭审之外,进一步细化简单案件的程序再分流,可为简易程序改革提供一种全新的进路和方向。     

Navigating the principle of open cour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more things change,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The belief that courts should be open to the public is a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Canadian legal syste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inciple of open court in the digital age by analyzing policies governing live text‐based communication in Canadian courtrooms. We argue that courts have and have not responded to the changing digital landscape. While Canadian journalists have the ability to use live text‐based communication in courts, the general public does not despite new affordances provided to them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ensions between administrative judicial independence, open court, and digital technology.     

属人管辖权的刑法规范冲突与控制

有限制属人管辖权是本国刑法对在其领域外的本国公民犯罪的管辖设置一定的前提条件,无限制属人管辖权对本国公民在国外犯任何罪都应当管辖。我国公民不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也不论在外国居住时间有多久,他所实施的行为只要符合我国刑法中关于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都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此规定明显不具合理性,缩小了属人管辖权的管辖范围,而公民救济权利、制裁违法行为是我国刑法合理设置属人管辖权的应然考虑。     

论民事诉讼起诉前之证据保全——以程序机能之延展为出发点

起诉前证据保全的可大致划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传统型机能即是对证据的保存与固定,而现代型机能则体现为收集证据、促成集中审理与促进诉讼外纠纷解决。在程序机能扩张的基础上,诉前证据保全程序的独立性也逐渐加强,适用情形也在固有的证据可能灭失或难以使用这一情形的基础上有所扩张,而包含了当事人同意,于确定事、物之现状有法律上利益并有必要的情形。     

行政诉讼附属问题探讨

我国只有一套法院系统,没有设立行政法院,诉讼中的附属问题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具体法律制度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即在行、民、刑三大诉讼交叉时程序如何设置,同一诉讼中涉及不同性质问题如何认定,同一法院系统如何协调、通盘运作等问题。     

浅议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受案范围

近年来,土地补偿费分配问题导致的农村基层纠纷日益成为法律冲突中的焦点,司法机关如何在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自主权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之间进行取舍,也日益成为难点。其中,法院应否受理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由于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尽明确,司法解释亦不一致,导致不同地域法院的受理情况各不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的最新司法解释,目前可从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的内涵和民事法律关系两个角度,来分别确定该类纠纷的受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