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陪审团制度的考察与评析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司法制度中的一大特色。美国陪审团审理案件的程序相当复杂,尤其是在陪审员挑选的过程中,无因回避权的滥用使得陪审程序冗长。所以,在美国使用陪审团审理案件存在诉讼成本过高且效率低下的问题。另外,由于陪审团成员一般都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其审判的能力和公正性广受质疑。     

《威尼斯商人》的法律视角解读——民事纠纷下的信仰冲突

以＂法律与文学＂作为研究进路,通过对《威尼斯商人》的文本解读,揭示为民事纠纷所掩盖的宗教矛盾和信仰冲突,并将其置于历史的语境之中,发掘现象背后的真相。通过这种分析阐明宪法规定信仰自由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并指出我国宪法关于宗教问题规范的合理性及其改进方式。     

政治与行政关系探析——对《政治与行政》一书的评述

弗兰克·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一书作为西方公共行政学史上的经典力作，首次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进行了系统论述。但自20世纪印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却饱受争议与诟病。古德诺对协调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视，并进而提出政治与行政分离、政治控制行政的理论，而这也构成了《政治与行政》一书的思想精髓所在。     

罗尔斯的《正义论》与我国法律程序正义建设

正义是人类的目标，程序是法律的生命，法律程序正义更是法治国家的理想和追求。重温罗尔斯程序正义理论，结合国内外的过去和现实，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以人为本，从程序制度建设入手，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在立法上设计完善的程序正义制度；在司法上真正保障法官的中立性、程序参加者的参与性、平等性以及审判的及时性，以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     

法律与文明：基佐对萨维尼《中世纪罗马法史》的解读

萨维尼是19世纪历史法学派的核心人物。在他的主要法律著作中,《中世纪罗马法史》尚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兴趣,无专门介绍,这实是一大憾事。因此,梳理法国著名学者基佐对该书的解读思路,可为我国学界进一步研究萨维尼及其学派提供某些借鉴。     

《合伙企业法》的定位与法律协调

合伙从契约到组织体的观念和规则变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商事交易和由此产生的商事规则的发展.由于缺乏无限公司的立法传统和理念基础,在我国现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坚持将合伙企业定位为一种与公司、个人独资企业等相并列的企业组织形式,形成《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并行的商主体制度.修改后的《合伙企业法》坚持了这一原则,应当在将来的《民法典》的统领下,与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税法、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部门充分协调、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规则体系.     

当诱惑遭遇法律——法律的理性精神与程序正义的生活化解读

欲望是罪恶的根源，当我们无法抵御利欲的诱惑，开始放纵我们的行为时，法律的利剑已高高举起。尽管如此，法律的理性精神和程序正义要求，法律对人们过错行为的处罚应当遵循程序，过、罚相当。法律价值只有在程序正义的既定轨道之中才会绽放理性精神的光芒。当你无法抵御诱惑所犯行为恰恰遭遇非理性的力量以及不正义的程序时，你的过错及法律的精神就会被恣意妄为的专横所挟持，当你为你的一念之差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社会的文明与现代也在这种昏暗与混沌之下变得遥遥无期。     

人性的扭曲与复苏——《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的复仇历程解读

饱受欺侮和摧残的希斯克利夫从一个具有善良本性的少年变异为人性严重扭曲的疯狂复仇者,反映了黑暗丑恶的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复仇历程的种种纠葛缠绕,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深邃;复仇故事结局的人性复苏,表现了人性的终将不可湮灭。     

《围城》40年——人性的突围

《围城》是中国40年代学者钱钟书先生所著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发表后在华语文坛确立里程碑地位;但在随后的40年间,因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这本小说成为“毒草”、“四旧”,在中国大陆遭到禁锢,直到80年代才重见天日。《围城》描写的是人性的欲望怪圈——主要表现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要件中：如婚姻、事业……等方面循环往复的“进进出出”;回顾这本小说40年的际遇,又何尝不是经历了一回人性的“围城”呢？文章尝试从文学的历史观批评方法入手,浅析《围城》所蕴藏的深刻人性认同在约半世纪后掀起回归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认同、文化与分配正义——解读鲍曼的《共同体》

动荡不安的世界促使人们热衷于对认同的追求,其结果却形成一个悖论。鲍曼认为,实现人道的多元文化主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最终的必经之路是实践机会平等。但在流动的现代性条件下,这种实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法律与宗教——从《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说起

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在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美国法律信仰发生了整体性危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他将法律与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两大维度,二者既存在张力,也有复合。纯粹理论上的法律与宗教是互动的关系,现实中的政府与宗教不可分离,法律信仰保证法律制度很好的实施,因此,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的确有其合理的成分。     

正义原则和制度原则的优先性——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本文讨论了罗尔斯正义理论两个原则的优先性问题,即正义原则高于功利原则,制度原则高于个人原则,并依据正义原则对现实生活中的户籍制度、义务教育收费制度进行了法理思考.     

法律的信仰与信仰的法律——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观及其对现代司法的影响

健全的社会必须兼具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法律信仰。现代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涵义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探讨。法律与宗教构成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渗透。法律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要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确立法律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对契约正义的一种解读——现代法律对契约自由的限制

现代法律中的契约正义,并非古典契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只要契约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示,那就是公正和正义的。古典契约理论“契约即正义”的命题受到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契约自由予以法律上的诸多限制,以期通过契约法律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是现代契约正义的应有之意。     

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双重提升:泛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为进一步满足社会或人民群众对公正、效率的诉求,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按照民事诉讼运行的规律对现行制度进行调整,其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有:小额诉讼程序、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抑制及第三人撤销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扩大和充实检察监督、送达制度的完善、立案制度的修改等。民事诉讼制度的调整和完善需要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需要充分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否则,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只能是一种政治过程而已。     

《红与黑》：世俗人生的激情冒险与高贵终结

《红与黑》是一部通过爱情故事而写成的政治小说,更是作家对大革命以来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对人的处境及心灵进行历史和哲学的研究成果。小说主人公于连"英雄梦"里的核心成分是自我实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世俗野心与名利欲望。他曾有意仿效伪君子的伎俩,但最终保持了心灵的纯洁。于连的慷慨赴死,在人文意义上就是人类的自我拯救。现实人生的悲剧,赢得的是在生命激情中完善的高贵人性。     

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风险识别与监管法律机制的完善

金融衍生产品的保值性、收益性、全球性等特点充分满足了21世纪人们对金融投资高回报、高收益的追求。但是金融衍生市场繁华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监管漏洞,巴林银行破产、中航油巨额亏损等投资失败的典型案例都说明了在这个市场上,风险管理控制没有跟上其经济发展的步伐,这必然阻碍金融市场乃至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中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为立足点,结合一些国际案例的教训,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从法律监管为切入点解析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控制,可为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法律风险识别与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犯罪边界问题的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对一些行为在构成要件方面作出了完全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规定，同一行为，可能既符合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要件，又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构成要件，存在斟酌是作为犯罪还是作为违法行为处理的问题。在处理违法与犯罪边界问题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准确把握行为性质，履行检察职权。     

放逐与回归之间——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解读

本文试图重新回到小说文本本身来探寻白先勇在《孽子》中对“同性恋”这一题材的独到见解,并通过作品中对父子关系的探讨来寻求白先勇写作《孽子》的目的所在。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职责分工的探讨——兼评《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制定

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职责分工是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与制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重要背景。这两部法律对二者的职责作了相对清晰的界定 ,对其职责协调问题亦有一定规定。虽然两法的实施绩效尚待观察 ,虽然在具体实施中仍会产生各种问题 ,但它们的出台 ,对于加强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规范银监会监管职责的履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体制改革 ,无疑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