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元对立到城乡融合:中国工农城乡关系的制度性重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保障。实现城乡融合的核心是通过改革隔绝城乡、阻碍要素合理配置的二元体制,使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从单向流动转变为平等互动。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在赋予乡村的发展权利、确保农民的市民权利、实现市民的乡村权利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是促进城乡融合的突破口。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以山东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滨城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乡村振兴不是孤立地发展乡村,而通过融合机制的选择,推动城市和乡村同时发展,达到城乡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目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但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而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作,需要多方面着手、多角度努力。基于此,分析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联系,找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探索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建议,以期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机理与进路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优势互补、互促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两者深度融合既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破解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难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加快城乡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现实需要。乡村要实现全面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优质要素的带动，以解决乡村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土地利用率不高以及资金缺乏等难题；新型城镇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乡村振兴释放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资本红利的坚实支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需要以现代产业体系引领城乡“统筹联动式”发展，以生态文明建设力促城乡“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赋能城乡“协同高质量”发展，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城乡“包容一体化”发展。     

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赋能城乡融合发展：逻辑、堵点与进路

作为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能够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理论逻辑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过加速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引领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实现农村现代化等路径赋能城乡融合发展。针对要素双向流动受阻、乡村空间利用低效、现代农业发展困难、县域支撑不足等现实堵点,应当以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推动现代化乡村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加大现代农业发展的要素投入保障、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县域支撑等为实践进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好赋能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县域实践研究——以山东省青州市为例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城乡一体化发展,可在特定区域内,实现城乡的自然资源及生产要素能够快捷流动、合理配置,各次产业联动发展,形成城市和乡村在各个层面建设统一体,达到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方式、自然生态环境、文化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广泛融合。整体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的对策:科学制定城乡一体化规划;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多举措加快城镇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改善农村精神文化环境。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思考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二者是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二者的深度融合是构建新型工农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当前农村劳动力素质整体不高、土地资源存在错配状况以及农村资金净流出且存量不足,亟需注入优质城市要素以激发乡村活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为新型城镇化挖掘了新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资本红利。未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要坚持以科学规划为引领,处理好“四对关系”,重点是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小城镇为着力点构建新型工农关系。     

双重互构逻辑下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规律与时代抉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城乡关系从分离、差别到二元结构的固化,再至城乡关系的融合发展,这个历史进程部分地践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二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了首次互构。新时代的城乡关系已然出现了新的变化,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也继承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重构了空间理论,进一步延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城乡关系的新变化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动态演进之间实现了二次互构。基于二者双重互构的逻辑,城乡关系的融合与创新发展应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时代精髓:尊重城乡发展的基本规律,规范资本与“人本”的界域;彻底翻转城乡不对等的理念,积极促成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变革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体制与机制,致力于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及向乡村领域的延伸;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及城乡融合发展的三元共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迈入新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县域自主性治理——基于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的考察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作为当代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的“历史性—空间化”范畴,为“城乡中国”时代“并联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破解城乡之间结构性难题、重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既有实践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要素结构”和“空间结构”整合的县域自主性治理过程,仅从“家户—村落”的“村庄治理”小尺度,或模糊“家户—村落—乡镇—县城”外向贯通性的“县域治理”大尺度、不从“家户微型圈—村落小型圈—乡镇中型圈—县城大型圈”构成的“空间连续体”“功能有机体”和“市场统一体”的“县域单元”出发,将极大制约各类资源要素向“乡镇”和“村庄”融入,影响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质效。考察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党建体制融合型”“空间结构融合型”“文旅业态融合型”“人口流动融合型”“数字技术融合型”等5个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模式发现：建构基于“空间—要素”结构共治框架的县域城乡融合自主性治理共性范式,以“主体推动—过程驱动—政策联动”三维互动实施机制全面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能力,对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和实践意义。     

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     

城市发展:权利外溢与治理融合

自工业革命以来,借助于产业的推进,城市日益汇聚大量的资源。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既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权利驱动的结果。借助现代交通工具,城市向郊区蔓延,从而形成城市持续性扩张。在区域性的要素流动中,在城市乡村的人口流动中,城市的发达与乡村的衰败往往如影随形,更重要的是,这种繁荣与衰落的城乡差异背后,是城市权利的差距,这种差距阻塞了人口的空间选择,因此,权利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尺度,也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特色小镇还是田园综合体的制度设计,一个平权的城乡关系是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的重要支点,也是城乡人口理性流动的逻辑起点。     

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发展,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农民流动的大规模进行,乡村关联开始逐步加强,使以现代工业文明为特征的城市文化和以传统乡土文明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开始了接触、碰撞和融合,从而产生了城乡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本文试图找出城乡文化冲突的矛盾点,并提出融合方案,以期为城乡文化的发展提出一些借鉴意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最终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愿景。     

城乡关系与地方治理改革

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流派可分为自然发展论、城市偏向论、乡村偏向论、城乡统筹论四种类型。目前,中国城乡关系在制度安排上具有显著的城市偏向性,导致市场分工和区位因素形成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为统筹城乡发展,地方治理亟待推进行政体制和公共政策改革,推进市县分治,实施次级城市发展战略,保障城市与县域经济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保障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振兴乡村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乡村目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强国富民战略安排之一,这项任务能否实现,关乎复兴中华、实现伟大国家梦想的成败,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宏伟构想十分必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需要国家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发生转变——农业技术进步模式转变、农地保护模式转变、城乡区划模式转变、城乡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土地产权变革。     

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

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认真研究解决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长远。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坚决打破城乡分治的体制,拆除城乡分割的樊篱,形成城乡平等对待、城乡统筹指导、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环境。基本要求是:加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在统筹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良性互动。为实现这一基本要求,需要着力在五个环节上实现突破。     

马克思主义城乡理论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探析

马克思城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城乡理论指导下,我国各地进行了实践探索,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以经济融合夯实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基础,以城带乡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带动城乡融合发展,以制度建设保障城乡融合发展常态化。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多维融合的理论机制与实践方略

重塑城乡关系、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经济数字化转型作为驱动经济新动能集聚的核心要素能够为乡村建设提供内生动力，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数字经济通过数字要素促进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数字产业驱动城乡产业结构优化、数字技术带动公共资源共享，为实现以城乡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以及空间融合为主的多维融合提供动力。现阶段，数据要素共享、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治理水平提高以及数字政策保障等有助于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多维融合。为此，需要通过切实可行的实践方略引导，夯实数字经济在城乡发展之间的联结作用，探索赋能效力充分发挥的途径。     

试论乡村振兴中多主体和谐关系的构建 ——以资本下乡为视角

推动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农"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克服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现实选择。在下乡资本较为普遍的农村,下乡资本、农民和农村基层政府之间构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多主体复杂关系网。构建乡村振兴中多主体和谐关系,就是要按照"亲、清"原则构建下乡资本和农村基层政府之间的和谐关系,按照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下乡资本和农民之间的和谐关系,按照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要求构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并构建一套能够确保多主体和谐共处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只有正确处理和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确保相互之间和谐相处和良性互动,才能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进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     

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因素及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是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新要求、新部署,是未来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纲要。巨大的城乡差距导致人才流失,乡村农业粗放式生产,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科教文卫滞后,农耕文化失根,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低,农民人居环境差。因此,要不断推进农村机制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壁垒,促进资源、人力和资本向农村流动,建立科学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基于我国县域城镇化困境的分析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市管县体制已经难以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从实践的结果看,只有那些工业化程度高、市辖县数量较少的地区实现了市县协调发展。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实现城市支持农村的目标。因此,加快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建立适应城乡一体化要求的行政体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建立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既是实施"省直管县"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推进县域城镇化的重要目标。     

宁德市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研究

城乡一体化,是指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条件下,城市与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广泛融合,城乡的发展有机结合,形成"以城带乡,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城乡关系。通过对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及必要性进行分析,结合宁德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的成效和问题,提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