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

随着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作为民主政治对立面的精英政治遭到过多的批判,甚至是遗弃。而本文正是从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中揭示二者之间所具有的互补性,并以此分析它们对政治世界的重大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异化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古代统治者与臣僚百姓之间总是寻求某种政治平衡以更好维持政权,但在很多政治措施上却适得其反。无论宦官制度、厂卫制度,还是反腐奇想等都无视民众力量,排斥大众政治参与。即便是宗法制度等虽对底层起到一定稳定功效,但在近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也制约了更多社会参与。这就要求现代社会从中汲取教训,更好发挥制度优势等以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果。     

政治民主与网络政治参与

本文指出政治民主从运作角度来看,就等于政治流通量/政治沟通;从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参与效度三个方面用上述式子来检验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民主的作用可以得出,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民主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     

社会资本亦或人力资本：东北内陆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

政治精英流动是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当前主流研究对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鲜有触及。超越精英研究中的“二元精英论”等主流分析框架，本研究尝试从社会资本视角来解读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流动路径。基于笔者长时间在东北内陆农村一个典型的农业镇（以下称F镇）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相对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镇一级干部的职业流动的作用更显著。本研究认为，基层政治精英的职业流动是一种多重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家制度安排、基层政府运作逻辑，及伦理本位的中国乡土文化是影响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的三大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的动力机制（Dynamics）。     

深化依法治村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宜宾是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占８５％，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始终是市委、市政府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我市的依法治村工作始于“一五”普法后期，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原宜宾地委以（１９９４）７１号文件，作出了全面开展依法治村的决定，确定了从普法基础抓起、从村务公开突破、从民主选举切入、从组织建设落实的系统规范、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 一、从普法基础抓起，坚持不懈地抓法制教育 实施依法治村，普法是基础。为切实提高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法律素质，我们针对农村特点，坚持４个统一，采取４种形式，做到４个落实。 坚持４个…     

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的相关性

王磊、胡鞍钢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1期上著文《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说，既有文献表明，社会政治不稳定通常不是发生在静态社会中，而是发生在动态的变迁过程中。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具有稳定性，他们都具备自我平衡和调适的机制来化解各种社会冲突，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不断增加。     

民主政治、政治改革与依法治国

党的十五大着眼于 2 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又郑重地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进步 ,标志着当代中国在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上迈开了重大步伐 ,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新纪元。在当代中国 ,依法治国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     

宗教与现代民主政治

一、宗教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巩固当民主政治在一定范围内确立后,宗教的作用开始重新引发起人们的重视。在我看来,宗教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巩固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宗教有助于自由心灵的净化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从合法性危机到社会安全阀

本文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主体性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作为政治精英应对政治治理合法性危机的对策而提出,并通过自上而下的启蒙方式推动建构的。这一制度在其适用中逐渐成为一个压力释放机制,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并成为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新的关系模式的渠道。     

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转变法治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特点。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     

民主政治--现代法制的政治前提

民主政治以个人自由为中心价值取向,自由与民主具有内在统一性.以自由为中心价值取向的现代政治与现代民主法制具有着有机联系,它构成现代法制的基础,为现代法制的建立提出要求,现代法制又为这种民主政治提供根本保障.     

芳林公园的进一步开放与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趋势

2008年8月初,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表示,新加坡政府有意开放政治言论空间,以让新加坡人及年轻网民有更大的参与感,宣布开放芳林公园为自由进行户外示威的场所,以让国人多一个表达意见的空间.芳林公园的进一步开放对新加坡的民主进程应该是一种良好的发展.任何有政治意识的新加坡人可以针对国家和民生的各种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看法,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新加坡人出来参与政治.当然,此次开放也是有限度的,在芳林公园演说角以外的地方举行示威活动仍然不被允许.新加坡政府宣布设立户外示威场所的做法,多少体现出新加坡回应来自国内外挑战的主动适应性.人民行动党政府的这一举措已经达到了活跃民主政治、进一步改善新加坡开放与国际大都会的形象、加强民意的疏通与反馈、展现政府的自信与亲民形象的目的.     

孙中山民权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以孙中山民权主义为旗帜,辛亥革命推动中国迈出了从传统权力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的第一步.今天我们对其予以重新审视,可以看到孙中山民权主义理论与实践对于当今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不仅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在目标上,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应是一种现实追求,而不是遥远理想;在内容上,应接受国际社会具有普遍性的治理模式,对一向被视为神圣不可动摇的"议行合一制",应予以重新研究;在路径上,推进民主政治,应认同必要的政治妥协,采取和平渐进方式,而摈弃"不断革命"的激进主义.     

法团主义、公民社会以及中国民主转型

在分析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诸多路径中,公民社会以多元主义假设为基础,强调社会之于国家的独立性并以此作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法团主义则关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二者之间制度化通道的建立。较之公民社会,法团主义的路径选择从民主发生学、制度基础以及体制改革等方面与中国民主转型更为契合,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     

冷战后新选举制度及其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影响

从大选举区到中选举区，再到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度的确立，战后日本选举制度变迁经历了一个多种选举类型混合的演变历程。旨在克服以往选举制度弊端的新选举制度，体现了日本冷战后独特的选举方式，但制度本身带来的矛盾却始终无法有效解决。得票率与议席率失衡、死票增加、重复候选现象严重，选民利益被忽视，党派力量发展不均等问题都亟待解决。对于日本来说，选举制度改革之路还很漫长。     

士绅阶层衰落化过程中的乡村政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浙江省为例

士绅阶层是影响乡村政治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晚清科举废除过程中,其作为社会文化重心的独特地位逐渐被动摇。随着民国时期新教育的不断扩张及新知识阶层离乡步伐的加速,乡村士绅出现了严重的侵蚀化现象。优秀分子的离开及乡村管理者的食利倾向使得士绅群体迅速劣质化,整个乡村政治处于破产和崩溃边缘。     

协商民主与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创新——一种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路径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协商机制的建设是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对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一种创新,有利于发挥农村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农民的参政质量,增进村民和基层政府的互动,构建和谐的党政关系,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建设和完善。     

论法政治学的创立

法政治学在中国的创立具有现实和学理的双重依据,是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创立法政治学学科的根据,在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交叉重叠关系。这种关系为法政治学的创立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本文拟对这一关系予以法政治学视角的初步研究,并进而论证法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历史发展和学科意义,以期为中国法政治学的创立,提供最基本的理论解说。     

积极推进政治参与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公民合法有序地参与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高自身政治才能是时代的要求和培养理性政治素质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民众政治参与的自主性有所增强,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他们的政治参与呈现出层次的不均衡。因此,探讨民众政治参与对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及其实现路径分析

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加入到劳动权的权利谱系中的。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现实来源与理论基础。劳动者既是和谐企业的主体，又是和谐企业的创造者。因此，只有赋予劳动者民主管理权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其权利的行使，使劳动者在企业中的独立性与主人地位日益增强，才能促进劳动关系在新的基点上达到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