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与马壮昌同志商榷

马壮昌同志在《理论探讨》1986年第4期《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一文中提出,理解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要遵循四条方法论原则,并把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四点。作者的这些概括,有其正确的东西,应给予肯定。但是,他提出的四条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马克思研究和叙述价值理论的方法论相违背的,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系统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具体说,对以下几个问题,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商榷,以求教于作者。     

应正确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何新同志商榷

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曾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对其中的某些理论问题,我和一些同仁一直有不同看法。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关于发生经济危机原因的提出和解决的办法,关于第三产业等问题。下面就这些问题谈一点意见,以就教于理论界同仁,并与何新同志商榷。     

谁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提法的创始人——与时家贤同志商榷

“始作俑者”是贬义词,不宜用指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创始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内容创始人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提法创始人,这是两个概念,不宜混同.马克思主义理论首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但是马克思从未表示过他的理论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协同马克思创立马克恩主义理论的恩格斯,有过马克思主义含有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列宁第一次明确亮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提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十几个组成部分,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说明和表述,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有待进一步深刻阐明.     

也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论述——与黄万纶同志商榷

《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三期所刊载的黄万纶先生写的《论马克思俄国公社的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一文(以下简称黄文),对探讨落后国家或民族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依据等问题,作了初步的尝试,读后获益非浅。但是,对于文中所提出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似有进行商榷的必要。现不揣浅陋地将自己的粗浅之见谈出来,以就教于黄先生及学术界诸前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该结束了吗？——与常绍舜同志商榷

马克思主义中目化作为现实运动的进程不会结束自己提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功能．而是不断地为这种真理开辟道路。     

马克思“打碎旧国家机器”思想的历史演进、理论内涵及现实意义

“打碎旧国家机器”思想是马克思国家理论中的重要命题。追本溯源,“打碎旧国家机器”思想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背景下提出的,在巴黎公社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被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传承下去。正本清源,“打碎旧国家机器”思想在其提出之初的核心要义是取消旧的国家机器,实行直接民主。作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打碎旧国家机器”与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主张上有着本质区别。立足现实,应辩证看待该思想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该思想具有一定的政治空想色彩,不应在现实中机械照搬;另一方面该思想对于中国政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应予以吸收借鉴。     

辩证地理解公有制的地位与作用──与胡连生同志商榷

辩证地理解公有制的地位与作用──与胡连生同志商榷朱漪读了胡连生同志在贵刊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发表的与张书印同志商榷的文章（以下简称“胡文”），颇受启发。本文从与张书印同志一致的观点出发，与胡连生同志进行一次再商榷，同时本文也是对张书印一文观点的一个补充。...     

两点质疑——与张维达同志商榷

吉林大学张维达同志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论述第五部类内部的交换时说:“第Ⅱ部类在价值上和实物上补偿可变资本5O0V和剩余价值500m部分,通过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卖给本部类工人和资本家消费资料就可得到实现。”(张维达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科学》1981年8月第1版,第135页)这一论述有两点值得商榷。     

谈否定的方式——与袁继新同志商榷

袁继新同志在《理论学刊》1986年第12期发表题为《论否定的内外形式》的文章中,提出:“如果从否定的根据上看,复杂多样的否定形式就可以区分内在的否定和外在的否定这样两种基本的形式。”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研究。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是“商赋人权论”吗?——与胡义成同志商榷

《光明日报》1989年5月22日发表了胡义成同志《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一文。文章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有现实和理论意义,应加强探索和研究。但作者对问题的回答却涉及到原则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是不是“商赋人权论”,对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弄清。     

灌输不等于疏导——与王明礼同志商榷

王明礼同志的《灌输即疏导》一文(见本刊1992年第5期),读后颇受启迪。但对于“灌输即疏导”之说,我却不敢苟同。谈点不同意见,与王明札同志商榷,同时也就教于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灌输与疏导确有密切联系。二者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这并不意味着灌输本身就等于疏导。二者毕竟是含义不同的两个概念,谁也完全包含不了谁,谁也代替不了谁。灌输指的是传播、输入。思想工作中的灌输,就是把思想工作对象需要有而又尚未有的思想,从外面传播、输入到其头脑中去,变成他们     

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与高清海同志商榷

1989年第2期《新华文摘》转载了高清海同志《重新评价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以下简称《重评》,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文)一文,读过之后,感到文中的许多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有的同志认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高清海同志也持这种观点,他提出重新评价唯物论与     

如何认识物质鼓励问题——与承经中同志商榷

正确认识和运用物质鼓励,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课题。本刊去年第十一期登载承经中同志的文章后,收到了王学智同志的文章,对承文提出商榷意见。我们把王文转给承经中同志,他作了答复。现将两篇文章一并发表。不同观点的交流、切磋、借鉴,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深入。愿广大作者、读者和我们共同努力,办好这个园地。     

老子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与马国钧同志商榷

老子作为战国春秋末期的伟大思想家,在其短短五千言《道德经》中,阐述了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其中也描状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其具体内容与18世纪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确大同小异(参见《理论探讨》1990年第1期马国钧同志《老子与摩莱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一文)。但笔者认为二者存在着根本的差距,即老子并不是真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至多只是不自觉地带上了空     

抢劫欠条构成抢劫罪——与洪春同志商榷

《行政与法制》杂志2003年第1期刊登了洪春《抢劫欠条能否构成抢劫罪》一文，笔者认为洪春的观点值得商榷。     

政策分类依据之我见——与刘伟东同志商榷

读了刘伟东同志的《政策体系探析》(《理论探讨》1990年第1期)一文,颇受启迪,但对文中提出的“在政策体系内部,政策的数量众多、类型多样。以我国的现行政策为例,按政策的功能范围可以划分为经济类的政策、政治类的政策、思想文化类的政策、科技类的政策、社会生活类的政策、对外关系类的政策、国防类的政策七大类。”我认为,这样分法很值得商椎。对政策如何分类,笔者不揣冒     

也谈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科学——与常卫国同志商榷

本刊1986年第2期发表的辽宁省委宣传部常卫国同志所写《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科学》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的传统观点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曾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而且不曾是一门科学;他主张现在要另外建立一门社会主义科学。在1986年4月召开的北京师大、天津师大、华中师大联合发起和组织的科学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上也     

管理定义之我见——兼与马洪等同志商榷

什么叫管理?综合近几年国内公开出版的辞典和管理学著作,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种是《国民经济管理学》一书主张的“职能论”。认为,管理“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他们的代理人、代理机构,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对社会经济生活或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等一系列的组织和实施活动。”(《国民经济管理学》山东人民出版1985年6月版,第10页)这与现在《辞海》的表述属同类。它强调了管理职能,把管理看做是管理者所进行的各种职能活动的总和。多年来,这种观点在我国管理学界最为流行。     

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生产力——与秦德君同志商榷

思想政治工作是不是生产力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否定的根据是生产力概念的全部内涵,属于社会的物质形态范畴;而思想政治工作则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劳动生产力属于物质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则属于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建设可以互相促进,互相转化,但不能把思想政     

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兼与邹东涛、崔全宏同志商榷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大起火落?除客观上的原因外,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是基本原因。党的十三屉七中全会提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的方针,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根据的。坚持贯彻这一方针,对于防止和克服我国经济建设的偏差和经济理论的失误,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