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丽“盗窃”转“侵占”的理性反思——基于实体和程序双重视角

梁丽捡金行为被深圳警检方先后以盗窃罪、侵占罪定性,还有人认为梁丽构成职务侵占罪。运用犯罪构成理论分析,她既不构成盗窃罪、侵占罪,又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从实体和程序上检讨本案,对确保公民不被任意刑事追诉,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对梁丽“盗窃”转“侵占”的理性反思——基于实体和程序双重视角

梁丽“捡”金行为被深圳警检方先后以盗窃罪、侵占罪定性，还有人认为梁丽构成职务侵占罪。运用犯罪构成理论分析，她既不构成盗窃罪、侵占罪，又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从实体和程序上检讨本案，对确保公民不被任意刑事追诉，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为社保案“贪官”辩护的律师们

4月17日上午，在被卷入社保案调查21个月后，上海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王维工等来了一审判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维工未当庭提起上诉。随着这一纸宣判，上海社保案核心人物的司法审判临近终点。     

量刑中的辩护：“求法”与“求情”

辩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包括定罪和量刑)的各个阶段。本文拟以"求法"与"求情"为视角,对量刑中的辩护作一探讨。     

围魏救赵——我为张北商业贿赂案做辩护

张北作为一名副厅级干部（任校长职务），在工作中接受了行贿人在供货和学校招收老师过程中贿赂的10万元，于2009年3月被刑拘，后被逮捕。作为他的律师，我在了解案情时得知，张北所在的学校于2002年已改制为民办公助学校，参加改制的每位员工占1％的股份，张北占3％的股份，原学校代表上级主管部门的统配煤矿总公司占30％的股份。     

我为“一夜情”教师做辩护

"对刘非来说,其与代某之间的‘一夜情’被他人揭露显然已经使其隐私权受到了侵害,而人事局竟然又以此为据对其不予录用,这不仅是公权力对刘非隐私权的二度侵害,也是公权力对私域的不当干预。"     

为“空姐杀人案”辩护

2001年夏天，一位年轻的女子在北京SOHU现代城将其男友杀死。由于该女子4年前在国内某航空公司做过乘务员，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该案广泛被社会关注。这也就是后来网络、报纸上盛传的“空姐杀人案”。     

为2.6亿元的“飞镖公司案”辩护

“飞镖公司案”第一次引起轰动是在2004年4月至6月间。总部在深圳的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在广州、佛山、福州、厦门、重庆、成都等地的近10个分公司同时被各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在各地经营场所的大批飞镖机被扣押，当时媒体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一片喊打声，广东频道在其网上称该公司广州分公司作为传销“钉子户”被执法部门查处!     

为“股市蛀虫”王小石无罪辩护

●典型因素①用时0.24秒,Google搜索王小石,查询结果显示约有183000网页符合,百度搜索“王小石”相关新闻约9590篇耗时还要短0.205秒。②2004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一名官员,被检察机关带走的消息在坊间迅速流传。”一年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解密,赫赫有名的王小石案,案情如此简单。③田文昌律师、孟冰律师核心辩护意见:“虽然王小石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但其被指控的受贿罪的罪名并不能成立。”●出场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田文昌孟冰似乎为了印证王小石事件的火爆,在检察机关,“王”案两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三次…     

我为“文革”遗案做无罪辩护

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和他的博士生担当辩护人,成功地使一起35年前发生的“文革”遗留案件改判,蒙冤的当事人终于获得“清白”。在这个过程中,博士也深深体会到“文革”的非法制状态对人性的扼杀是多么悲哀和法制日益完善是多么令人欣慰。     

我要做“干净”爸爸

今年8月16日，是犯盗窃罪获刑1年的李振（化名）刑满释放之日。正在家人渴望着团聚时，李振又因涉嫌盗窃罪被四川青羊警方刑事拘留，没能出看守所大门。     

“渤海二号”沉船案辩护纪实

上诉人马骥祥．1978年7月．调入海洋石油勘探局，任党委书记、局长。 1979年11月19日．石油工业部闫副部长要求“渤海2号”钻井船队从打完的78331号迁到相距117海里的108131号位打一口资料井．在12月底前打到井深2500米，取岩芯70米。上诉人马骥祥当时认为．这样的要求在12月底以前是做不到的：同时，这条船不抗冰．时间愈长．移位的可能愈大。为此，派专人到石油工业部汇报联系。但石油工业部对此建议不予理睬．只表示“如果年底打不完．到时再研究”。并规定年底以前一定要把2500米以上油层段的70米岩芯取出来。决心已下．下达了命令。在11月23日．由上诉人马骥祥主持召开的局领导碰头会议上．在副总调度李平汇报了“渤海2号”拖航问题的几个决定后．与会其他局长和技术人员都未发表意见。按照石油工业部的命令进行工作。     

是“擦边球”还是“违例”“牟其中案”律师谈辩护

“大陆首富”牟其中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抢眼人物。然而,这一次他既不是倒腾飞机,也不发射卫星,而是涉嫌信用证诈骗接受审判。     

从“梁丽拾金案”探究“拾金而昧”的法律责任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拾金而昧受到道德的约束和舆论的谴责。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拾金而昧的法律责任又是如何呢?本文从梁丽拾金案入手,通过对非法占有目的、秘密窃取、拒不退还等关键因素的分析,探讨拾金而昧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一起“杀父焚尸”案的无罪辩护

案情简介 2004年5月10日晚9时许，在当地革古山南侧山坡脚下，安徽省无为县太平乡革古行政村党支部书记高先宝，被人打伤后脱去衣服，并用烈性物质焚烧，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案成为安徽省公安厅挂牌督办案件，巢湖市公安局随即成立了由市刑侦支队、技侦支队和无为县公安局组成的“5·10”专案组。后专案组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高先宝合肥工业大学自修计算机专业刚毕业，准备考研的儿子高宏亮身上，大学生“杀父焚尸”一案，顿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撤回起诉，“抢劫命案嫌犯”的艰难回家路——北海系列抢劫致人死亡案无罪辩护始末

2013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二天，我代理的2007年北海系列抢劫致人死亡案件的被告人香杰武“回家”——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撤诉。至此，历时6年、曾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两次发回重审的命案嫌疑人终获自由。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指定辩护”的起始时间——以黄某某盗窃案为例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然而,实践中对于这项规定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理解。本文认为,从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机关就应当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人指定辩护。本文便是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找寻法理依据,论证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全程辩护的必要性。     

没什么大惊小怪——为“代孕”辩护

卫生部2001年2月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对代孕现象作了官方的表态，其第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22条还规定医疗机构若违反该办法实施代孕技术，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的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至此，争论激烈的代孕问题草草收场。     

刑事案件中的积极辩护事由及其司法证明——“于欢案”的证据法视角

我国立法中虽然没有出现积极辩护事由这个术语,实践中却存在类似的做法。关于这类辩护事由的司法证明如何展开,理论界争议很大,实务活动各式各样,没有统一标准。正视这一问题,结合我国的法治传统与司法环境,借鉴域外有利因素,将我国积极辩护事由的司法证明朝向既有利于控辩双方推进诉讼进程又有利于案件事实真相发现的方向发展,符合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引入当事人主义合理要素的改革趋势。     

律师该不该为“坏人”辩护——论律师在诉讼中的应然角色

从古至今,律师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职业。职业的特殊性不仅赋予其特殊权利,也相应地设置了诸多限制。而社会意识形态中极为重要的两个部分——法律与道德之间或冲突、或包容的微妙关系更使得律师在诉讼中常常感到进退维谷、无所适从。律师究竟应该如何发声而又为谁发声?在诉讼中到底起怎样的作用?本文将从两方面进行文章架构,即辨析公众思维误区在先,阐释律师为坏人辩护之正当性在后,又从道德与法律的冲突点入手,探讨律师在诉讼中的应然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