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制征收构成标准——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为中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33个管制征收案件时主要采用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经济利益互惠、财产权行使是否构成对公共或他人的妨碍、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五类标准。管制征收构成标准的体系构建,需通过对五类标准进行形式与实质递进式的双阶层划分来实现: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经济利益互惠以及财产权行使是否构成公共妨碍为第一阶层的形式标准。一项管制行为属于物理性侵占即构成管制征收;管制行为属于经济利益互惠或者财产权行使构成对公共或他人的妨碍,则不构成管制征收。在不属于物理性侵占、经济利益互惠或者财产权行使构成公共妨碍的情况下,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和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作第二阶层的实质判断。不符合公共利益标准或者对财产价值造成过度影响的管制行为构成应于补偿的管制征收。     

法理的救赎——互惠原理在管制性征收案件中的适用

政府管制的利益不可能匀质分布,很容易遭到管制性征收规则的阻遏。互惠原理可以适当磨平征收规则的刚性棱角,在法理上扮演救赎的角色。互惠原理在美国经历了经济互惠和社会互惠两个阶段,分别形成各自的规则。北京的汽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措施符合社会互惠原理,不构成管制性征收。     

政府对拟征收不动产的管制

政府为了防止增加征收补偿的成本,会管制拟征收不动产。管制的模式可以分为禁止制、许可制和间接管制模式。政府对拟征收不动产的管制构成对财产权的限制,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就有可能构成征收。中国法上对拟征收不动产的管制规定,除了对物的管制之外,还包括了对人的管制,这与国家的生存照顾义务相关。     

政府对新闻自由管制标准管窥

新闻自由与政府管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没有政府管制的新闻自由会导致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侵害 ;没有新闻自由的政府管制会导致专制与独裁。对新闻自由的管制 ,最重要的是确定管制标准。美国的新闻自由管制标准主要有“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和“逐案权衡原则”。我国宜在区分“公言论”与“私言论”的基础上 ,分别借鉴“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和“逐案权衡原则”确立对新闻自由管制的标准。     

管制性征收的请求权基础

所谓"管制性征收",是指政府在对经济社会诸领域进行管制时,由于过分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而造成对公民财产事实上的征收。管制性征收是一种"反向征收",它因公民对政府管制行为合法性和合宪性的挑战而出现。请求权基础对于公民面对管制性征收获得救济具有决定意义。美国公民可以基于宪法中的"征收条款"或者"补偿条款"提出对政府管制行为的挑战,德国公民只能依据《基本法》的规定请求法院判决政府管制行为无效。在中国,根据《立法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公民关于管制性征收的请求权基础是相当模糊的。     

论我国的所有权过度限制及立法改进

针对所有权的限制性立法在各国立法中普遍存在,这实际上是公权力与私权在所有权绝对自由和绝对限制之间的缓冲地带的角力。为所有权设置限制并没有清晰的可量化的标准,因此在这一领域内极易出现为了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私人财产进行过度的限制,甚至使所有权人丧失所有权的本质属性,从而构成"管制性征收"。为了使公民所有权得到更好的保护,在我国《物权法》的征收条款中补充"管制性征收"的规定,为管制性征收的救济提供法律依据,是我国未来立法应当进行的工作。     

城市房屋产权的保护：责任规则、财产规则与管制性征收

《征收条例》实现了房屋产权保护方式从“责任规则”到“财产规则”的转变,提高了文本意义上的产权保护水平,但《征收条例》下被征收入的福利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都面临着不确定性,要取决于政府的行为。事实上,《征收务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政府采取管制性征收的方式获得房屋产权,使得被征收入的利益受到更大的侵害。因此要从政府、法院、被征收入等多方面着力才能促进实现“高补偿、低交易成本”的征收最优状态。     

美国政府管制权力的历史考察

政府对私人财产权利进行限制的现象在各国是普遍的做法,通常是基于保护和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如果构成征收则予以补偿;但对于未达到征收程度的管制行为,是否进行补偿,各国的做法并不一致。本文聚焦于美国,以美国社会对政府的管制权力进行控制为视角,梳理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的历史观点和最新进展,揭示美国政府管制权力演进的历程。     

银行暴利的法律控制：放松管制而非反垄断

社会指责银行暴利时倾向于将其制度根源归结为“垄断”，但“垄断”作为一个专业概念并不能解释我国银行业属性及其暴利现象。银行暴利的制度根源在于银行业的高度管制属性，体现在限制融资渠道、严格市场准入及利率不当管制等多个方面。管制与反垄断作为国家管理经济的两种手段，具有相对独立性及各自适用范围，以反垄断法来审查管制行为，效果极其有限。因而，控制银行暴利的途径应该是放松管制而非反垄断。     

生态保护国家补偿责任的内涵、性质和构成

生态保护国家补偿责任是一种具有公法意义的国家责任。新发展理念、生态环境国家目标任务和生态文明建设职权等宪法性规范构成生态保护国家补偿责任的规范依据。生态保护补偿可分为面向单个生态要素的分类补偿和面向特定生态保护地区的综合补偿。分类补偿介于不予补偿的财产权社会义务与征收征用补偿之间，可纳入管制性征收补偿予以定位；综合补偿自带实现“分配正义与协调发展”基因，宜纳入衡平补偿予以定位。生态保护国家补偿责任是法定责任和约定责任的结合，只能在法定范围内进行一定的约定，约定不能损害环境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利益。生态保护国家补偿责任在构成上包括“行政权力措施形成持续状态”“造成特别牺牲或显失公平”与“目的的侵害性与激励性并存”三个要件。     

管制性征收主导判断规则的形成——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典型判例的评介

管制性征收制度肇始于美国,通过梳理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管制性征收的典型判例可以发现,以"价值减损程度"为核心的两要素标准,结合特定事实审查,已成为判断管制性征收的主导性标尺。管制行为导致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的问题在我国也已大量出现,从美国私人财产权保护运作中汲取有益因素,可以对解决中国的征收问题有所启发。     

土地用途管制模式的立法转变

我国现行土地用途行政管制模式出现“制度失灵”,公法与私法规范结合的激励性管制应成为行政管制的替代模式。国际上土地用途管制改革已出现了总量管制与弹性管制、社区赋权、规划协议等激励性管制的实证样本,规划的不确定性理论、规划权利理论、管制协商理论为新型管制做出了法学解释。激励性土地用途管制的本质是模仿市场机制的私人自我管制。在我国,国家本位的衰落,土地市场多元利益的并存与竞争,迫切需要以激励性管制替代制度成本过高的传统行政管制。土地用途管制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划分行政干预与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法定边界,合理嵌入管制的私法规范。     

管制性征收与警察权行使的区分标准

《美国宪法》征收条款自1791年生效以来,纵然只有简短的几十个单词,但美国法院却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类征收案件,应用管制性征收制度较好地实现了政府权力与私人财产权的衡平.我国与征收有关的法律规定虽多,拒不搬迁、上访、当众喊冤、围堵政府与法院等恶性事件却呈现高发态势,值得我们深思.应当借鉴美国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把对财产权施加的限制和负担行为界定为征收,并设立以“不当行为”为中心的管制性征收标准,尽快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因总体城市规划、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化等所引发的征收问题,切实保护私人财产权,适当限制政府权力.     

论美国管制征收的认定标准

管制征收是在政府管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为了保障私人使用不动产的权益而在美国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征收理论。只有符合一定的标准才能认定政府对私人使用不动产的管制转化为征收,即出现了管制征收。美国管制征收的认定由价值减损标准、违宪条件标准、明确的投资回报期待以及政府行为的性质等四个主要标准来认定。     

论管制征收的认定标准——以德国、美国学说及判例为中心

国家某项措施对公民财产权构成的限制,究竟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还是管制征收,甚为重要,因为这关乎国家是否需要为此提供某种补偿。通过对德国和美国相关学说与司法判例的考察,二者的区分标准主要分为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形式标准以平等原则为基础,强调是否存在"特别牺牲";实质标准在形式标准的基础之上,区分管制措施对财产权限制的不同程度。一般而言,在相对人构成特别牺牲的条件下,唯有政府侵占相对人财产或者导致相对人财产价值完全丧失才会被法院判定为管制征收。     

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

在美国广播管制史上 ,公共利益标准是左右广播业准入管制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核心概念。事实上 ,公共利益标准是实行管制的授权标准 ,蕴涵着对政策决定过程中相互竞争的诸价值和利益的衡量 ,有相当的弹性和延展性 ;在司法和管制实践中 ,则要结合具体情境 ,将形式上的公共利益标准转化为具有实质内容的方案 ,实现对裁量权的导控。在我国许可制度改革、放松管制以及公用事业民营化实践的背景下 ,如何发展出可操作的许可标准和精巧的利益衡量技术 ,保障“公共利益”不因民营化进程而侵蚀和消解 ,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     

利益衡平视角下网络管制原则的法理分析

网络管制是一些国家基于网络发展对公民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带来不利影响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尽管有关方面对此一直持有不同观点，但从正当性上看，对网络行为实行管制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且应当遵循中立性、谦抑性和衡平原则。概言之，对网络的管制应基于利益衡平原则并应根据网络技术发展和权利保障需求不断调整。     

出租车数量管制模式之探讨

从管制与自治的机制设计看,出租车数量管制是必要的。主体管制模式以实现“质”之管制的普通许可机制,来实现“量”之管制的有限公共资源配置,必然衍生出分配不公、许可与社会需求脱节等矛盾;而车辆管制模式较具优势。出租车管制模式的基本构造应为:以车辆管制模式为主体制度,以有偿竞争方式发放附有期限的许可,对个体化与公司化经营持开放态度。     

外资并购的准人管制和反垄断管制——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产业准入管制和反垄断管制是我国应对外资并购的基本管制方法。反垄断管制应当服从准入管制。反垄断管制和产业政策管制的重点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最终要服从国家经济利益。2006年《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的六章六十一条与2003年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的二十六条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就准入管制而言，仍有外资准入的领域不科学、甄别外资的标准不科学、超国民待遇不合理等问题；就反垄断管制而言，相关市场和市场集中度的界定、域外管辖等问题还有待完善。     

GATS第6条中的正当程序与良好管制探析

由于许多服务部门无不具有浓厚的管制色彩,因此在服务贸易中,国内管制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GATS 第6条致力于规范非歧视性的管制性措施,要求WTO成员方遵守正当程序义务并通过完成第6条第4款的工作计划制定"良好"的管制规则.通过对第6条的结构和价值进行详细分析,指出该条在贸易自由化与管制主权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