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行政复议案件看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废之争

收容教育制度是对有卖淫嫖娼行为的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收容教育是我国处理卖淫嫖娼行为的主要方式,本文就此做简要的探讨。     

我国收容制度始末

196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 的报告》,决定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以民政部门为主, 负责将"盲流"收容起来并遣送回原籍,与此同时也提出公安机 关要对收容对象进行审查鉴别。这是我国收容制度的发端,主要 针对的是因三年自然灾害而进城的农民。 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文革"期间,因户籍制度强化对 城市人口的严格控制,盲流人口不多,主要是少量的乞讨者,这 期间的公检法加强了对这部分人员的执法力度,盲流人口变成 被管制对象。 70年代末因改革开放,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为 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保障城市安全,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收容遣送"的正式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 办法》,收容制度全面启动。     

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2011年9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布了"著名歌唱家之子李某某打人事件"查处情况,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按照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公安机关决定对年仅15岁的李某某由政府收容教养一年。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李某某在解除收容教养仅5个月,又因涉嫌轮奸被警方刑事拘留,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未成年人收容教养之后重新犯罪的几率到底有多大?是否严惩教育成为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推手?这样的疑虑和担忧,都来源于中国的收容教养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以至于从未成年人劳教所出来的青少年再次走上犯罪之路的概率大增。本文从我国收容教养制度的历史沿革出发,研究该制度的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完善举措。     

论行政合同中的“隐形”主体

行政合同制度中的"隐形"主体是建构在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基础之上,同时又不违背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的概念。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下行政合同制度中对公众、或公众利益忽视的现状。针对行政合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隐形"主体需要相关制度的构建,包括参与制度相关的公开与告知制度、听证与协商制度,以及救济制度中行政合同部分无效的确认与重定。     

人权语境中的“好人”与“坏人”——从钟南山院士被抢谈起

最近,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先生又成了新闻人物。由于他那储存有重要科研资料的手提电脑在街头被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呼吁恢复“收容”制度。钟院士认为：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时候,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当时的收容制度还是比较有效地管理了流动     

违宪还是违法

孙志刚不是死于《收容办法》 ,而是死于对《收容办法》的严重违反甚至是犯罪。《立法法》不能证明《收容办法》违宪。《收容办法》制定于 1 982年 ,那时 ,《立法法》尚未制定。立法法只是宪法性法律 ,即使违背立法法也并不等于违宪。而且 ,宪法中有劳动义务的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 ,根据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劳动义务作出一些收容遣送办法并无不当。     

拥抱新救助时代

孙志刚之死是中国公民权利的里程碑，其标志着颇具中国特色收容制度的终结，也宣告着新救助管理时代的来临。从三博士上书、法学专家声援到媒体的强大鼓呼，民意显示了不可遏制的力量，种种外力作用，强制收容的恶法终于破冰。从“强制收容”到“救助管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彰显了一个负责的政府对民众权利终极的关怀，其以清明的姿态，维护了宪法母法的权威，对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公众利益，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     

透过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看中国法治进程

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制度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我国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制度的弊端突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法治进程。本文就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制度的作用及问题,浅析中国保护人权和法治进程。     

谈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

谈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王发强劳动教养是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而不够刑事处分的人，实行收容进行强制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它是限制人身自由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起源于１９５７年８月３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有的同志认为，...     

浅谈收容教养犯罪少年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审理

浅谈收容教养犯罪少年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审理张敏，皮宗泰政府对犯罪少年的收容教养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对此类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能否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应如何审理？以下浅见望同行指教。收容教养犯罪少年行为的性质“收容教养”一词．出自于我国...     

我国14周岁以下“严重不良行为少年”司法处遇制度探究

近年来,我国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严重反社会的行为时有发生。由于他们未满14周岁而被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这部分"严重不良行为少年"客观上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危害结果,法律却又对他们无计可施。我国对于这部分未成年人的司法处遇存在缺陷和空白。可以从原有的收容教养制度和工读学校入手,借鉴域外先进刑罚理念和处遇理念,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相关司法处遇制度,包括完善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制度,将原有的收容教养制度和工读学校完善发展起来,与发展中的社区矫正相结合,建立适合这群体的社区服务制度。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与行政问责制度构建

自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后,包括海南、重庆、湖南等在内的许多省、直辖市都加大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力度。扩权、放权后为了对县级政府的权力行使加以严格监督,很对地方都出台了地方性的行政问责制度。当前中央也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些行政问责制度无疑对规范和监督县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各种问题,比如问责主体单一、客体有限、内容狭窄,以及程序不完善等问题,从而致使行政问责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因此,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应针对上述问题,对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加以完善,从而促使县级政府的行政权力得以良性行使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日本监狱法的新发展——《刑事收容设施及被收容者处遇法》评介

日本于2006年6月8日颁布了《刑事收容设施及被收容者处遇法》，施行近100年的《监狱法》全面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出台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和艰难的历史历程。该法内容相当完善，实现了刑事设施、留置设施、海上保安留置设施在管理运营上的统一，实现了服刑者、未决拘禁者、死刑确定者、被留置者在收容处遇上的平衡。立法用语中性、收容处遇人道、法律规则精密、救济机制完善为该法鲜明特色。无论是从法律文本分析还是对施行实践考察，该法都是极为成功。在转变理念、立法技术、法律落实等方面它对我国立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财政国家”的宪法类型及其中国模式

"财政国家"的制度体系主要由财政收支划分制度、财政收入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构成。在"财政国家"的宪法类型上,我国已经实现由"集权国家"向"分权国家"的历史转型,仍然面临"行政分权国"向"宪政分权国"的艰难转折。在财政收入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等方面,我国属于"所有权者国家"与"税收国家"的混合形态,亟需实现由"计划国家"向"预算国家"的彻底转型。     

作为非正式行政救济的监察专员制度:比利时联邦的经验

比利时联邦监察专员制度被视为一剂针对行政国家"大政府"的"解毒药"。向联邦监察专员申诉作为一种便捷、可信赖的行政救济,相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一种补充性的非正式法律救济机制。其对申诉处理的有效性得益于机构独立、程序公正和责任有效的制度保障。当下这些成功的制度条件难以系统移植,但其技术性规则可供借鉴。最为重要的是其成功经验背后蕴含的制度理念能够作为检视和反思信访救济的线索。     

从收容教养制度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不断增加,日益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与其相伴的未成年犯收容制度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对于暴力机关来说,"关进去"容易,"教育好"却是一个大难题。数据表明我国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现象明显,严厉的惩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该现象的推手。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希望,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与支持,本文从我国对未成年犯的"收容教养"入手,浅析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如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     

试论收教场所的管理与创新

收容教育制度是我国矫治女性性违法和惩治卖淫人员的场所,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它的宗旨是通过劳动、教育、感化收教对象,使其尽快地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守法心理结构的守法公民。本文对收容教育制度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论述。     

谈谈收容教育的几个问题

1993年9月4日,国务院制定颁布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关收容教育制度的立法.本文拟对这一制度的产生、性质以及有关的诉讼问题作些粗浅探讨.     

收容制度若干问题的法理分析

收容遣送制度设置的目的是为维护社会稳定 ,保护特殊困难群众的基本权利。收容遣送制度被“异化”的原因不在于收容制度本身 ,而在于收容制度形成异化的社会基础———城乡二元体制 ,以及保障这种二元体制的法律制度———户口登记制度。为了防止类似悲剧的再度发生 ,应当从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 ,从根本上规范公权力的行使 ;同时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研究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在行政权力制约、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方面发挥了较好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行政诉讼法》已经很难有效地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亟待修改和完善。本文针对行政诉讼的"五大门"问题,即受案范围狭窄、受理"门槛"过高、司法不独立、纠纷解决能力差、制度存在漏洞等,分别提出立法建议,为有效解决行政纠纷、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