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是”与“应当”的统一

“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导源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事实是“是”，但价值不只是“应当”，价值也是一种事实，也是“是”。而且，价值作为“应当”，也不只是指“应如何”之类的规范，它也是指应有、应然、超越性意义上的观念地存在着的价值预期。价值是“是”与包含上述不同涵义的“应当”的统一，它有多层涵义、多种意指。确立价值是“是”与“应当”之统一的观念，无论是对我们正确理解价值论或价值哲学，还是对价值论或价值哲学的发展，抑或是对其功能的充分发挥，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盛情”并非难却

“盛情”是否难却？这要看是真情．还是假情？“盛情难却”，是以“情”为基础的．比如血缘之亲、同窗之谊、战友之情等，都能产生“盛情”，这种“盛情”是真挚的，“却”之较难、“却”之不妥。对于那些“金钱朋友”，一旦瞄准了你手中的权力，为了得到他所求的目的．也能产生“盛情”，然而，这种“盛情”是虚伪的，是假情，要真“却”，若当“却”不“却”，则会上大当，到时晚矣!     

四大名著里没用“她”

“他”是第三人称，现代汉语里经常出没，可在古汉语系统里“他”却不是主角。“他”是个形声字，本作“佗”，本义是负担，古代、近代泛指男女及一切事物，现代则用于称代自己和对方以外的男性第三者。此外，“他”还有一个重要义项，是表示指称，相当于“别的”、“其他的”，与“此”相对。     

百姓心中的“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是中国百姓的梦，是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不断改善的“民生梦”，是发展国民经济、改善生活环境的“小康梦”，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抑制贫富分化，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的“改革梦”，是“苍蝇老虎”大小贪官落马，制度反腐的“廉政梦”，是倡导法治思维，严格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法治梦”，是加强国防建设，     

中国人为何讨厌“三”

现实生活中，“小三”、瘪三、张三，都不是好称谓。而在成语中，“三”也倒了霉了，凡“三”和“四”搭配在一起的成语．多是贬义，如“朝三暮四”、“丢三落四”、“三妻四妾”、“推三阻四”等等。     

游走在“罪”与“非罪”之间的“砂舞”

砂舞厅，俗称“摸摸吧”、“砂轮厂”、“洞洞舞厅”，这是一种介于正规舞蹈与卖淫之间的灰色地带。有律师认为，仅仅是“身体摩擦”与“抚摸”的砂舞，处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难以界定     

“猪花”与清外交官傅云龙

“花”是广东方言，是旧时代对一些特殊职业女性的蔑称，如称娼妓为“花姐”，称烟馆女招待为“烟花”，称女理发师为“发花”。作为与贩卖男子相关的贩卖女子，也由“猪仔”引申出“猪花”这一充满侮辱蔑视色彩的新名词。“猪仔”和“猪花”都是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是西方列强冲击并战胜清帝国的结果之一。旧中国女性处于社会底层，是地位卑微的弱势群体，“猪花”比“猪仔”、“苦力”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往往还要低贱、凄惨和可怜。     

严防『村官』沦为『贫吃蛇』

“小官巨腐”的案例被屡屡曝出，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那些“千万级村官”到底是怎么养成的呢？细究之下．无非是一个由“地头蛇”演变为“贪吃蛇”的过程。小官能巨贪，关键在于手中有权，并且官小权力大，俨然是“地头蛇”、“土皇帝”。这些“地头蛇”往往利用职务之便，搭乘农村土地转让、惠农政策等“东风”，纷纷“借机上位”。     

“特供”、“专供”伤害的是什么

笔者虽然从不抽烟、不嗜酒，但活在当下，也少不了要和中国“人情”文化的重要载体——烟与酒打交道，因此也有幸“见识”了白条烟、内部酒等所谓“特供”与“专供”产品。后来发现，不仅是烟酒，哪怕是日常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也有不少冠上了“国宴专供”、“内部特供”的头衔，而打上“XX海”、“XX堂”、“XX台”旗号的，更是不在少数。     

那些有中国特色的“机密”

这年头，所谓的“国家机密”是越来越多了。特供食品是“国家机密”，官员的财产是“国家机密”，贪官背后的女明星是“国家机密”……现在，就连领导干部的简历居然也成了“机密”!怪不得有人老是指责群众“不明真相”，你左一个“机密”、右一个“机密”，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又能明白什么“真相”呢？忍不住想盘点一下这几年看到过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机密”。     

论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在理论上，刑事法律关系①涉及到刑罚权、刑事责任、国家、犯罪人、犯罪人利益的载体、犯罪。刑法规范、刑法的价值等诸多问题，并且更具从刑法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上研究刑法的特征。传统上我们将刑法学看作“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和刑罚的科学”，或者“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测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其实，作为刑法的要素或者说刑法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有“犯罪”。“刑事责任”、“刑罚”，而且有“犯罪人”、“国家”、“刑罚权”、（“刑事责任’）“犯罪人利益的载体”以及这些要素的“关系”构造，尤其是还有这种“关系”的…     

关于网站搜索引擎排名有关法律问题的解答

问：什么是“网站搜索引擎排名”、“搜索排名”与“搜索结果操纵”的关系是什么？ 答：当前，通过网络查找需要的资料，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通的行为。通过“搜索引擎”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到所需，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网络生活方式”，对于一个“网民”来说，没有“搜索引擎”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帽子公司”兼营“合影公司”

前不久，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当下的一些学会、协会、社团，热哀于编织各种各样的荣誉帽子出售，变成了“帽子公司”。只要你愿意出钱，什么“英才”“名人”“脊梁”等等的“帽子”，可以任你挑选。尽管一些“帽子”与“头寸”明显不合，比如将“百强县”的“帽子”戴在贫困县的头上，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买方愿买，卖方是照卖不误的。出售假的荣誉“帽子”，玷污了真正的荣誉，是精神领域的一种严重的假冒伪劣，应严加查处。     

受贿罪“一对一”证据的认证问题——施惠勤受贿案

“一对一”证据是个动态的概念，“一对一”证据是对犯罪的某一阶段而言，而非全部犯罪过程都只存在“一对一”的证据；“一对一”证据不等同于孤证，尚有其他间接证据印证犯罪事实的存在；“一对一”证据是可以发生变化的，由“一对一”证据入手，可以查证其他证据，乃是最终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受贿犯罪中行贿人的证言和受贿人的供述、辩解是核心的“一对一”证据，而其他相关证据是非核心的“一对一”证据。虽然非核心的“一对一”证据的关联性要弱于核心的“一对一”证据，但是其作用主要是增强核心的“一对一”证据的证明力，使全部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司法人员要以客观、全面、发展的认识观看待“一对一”证据案件，意识到“一对一”证据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是可以定案的，不是绝对不能定案的。同时要灵活使用“一对一”证据，以核心的“一对一”证据为基础和突破口，争取获取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     

河北巨鹿县环保局信访工作“早、快、细、实”

河北省巨鹿县环保局扎实做好环境信访工作，切实做到“早、快、细、实”： “早”指的是，早分析、早调查；“快”指的是，快速出击，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答复；“细”指的是，调查取证细、现场勘查细、分析问题细、做出结论细；“实”指的是，案件尽快得到处理，然后追踪回访，不反弹。     

知行合一——我与规范化执法的距离

知行合一是个哲学的命题。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后来的儒者又有了“知在行先”，“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行合一”的论述。“知”有两层含义：一是学习之“知”，是对前人认识到的已知世界知识的继承，二是认识之“知”，是对未知世界知识的新发现。“行”就是在“知”指导下的活动，“行”不能违背“知”。“知”“行”的关系有两种：一是“知易行难”二是“知难行易”，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知行合一”。我们执法者在执法规则面前，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知”与“行”的关系。     

“丢拐”，势在必行——从两名“拐棍”分别脱逃的惨痛教训谈起

“拐棍”，一个熟悉而沉重的话题。在基层单位“撤拐”、“丢拐”、“打拐”的呼吁已不鲜见。但由于“拐棍”往往与千丝万缕的“关系”，与“执拐”的警察休戚相关，故侥幸得以躲过了“一劫又一劫”。然而事实又无不雄辩地告诫我们：“拐棍”的存在对我们的改造工作真可谓是百害而无一利，同时于法不容。因此，“丢拐”实在是势在必行，甚至刻不容缓。     

＂人文北京＂建设的法制思考

“人文北京”建设的核心是“人”和“文”，以人为本，以文化人，从“人”的角度，“人文北京”就是要建设更加繁荣、文明、和谐、宜居、健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从“文”的角度．“人文北京”就是要建成最具人文关怀、最显文明风采、最有文化魅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法治”建设，是人文北京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内涵要求。一方面，法治是实现真正的“人文北京”的内涵之一；另一方面，健全法制又是“人文北京”建设的根本保障。完善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协调高效的文化执法机制、廉洁公正的司法运行机制、便捷的法律中介服务机制是文化法制建设的要求。在“人文北京”法制环境建设路径方面，建议构建“人文北京”的法制建设规划；健全“人文北京”的地方文化法规体系；创造“人文北京”的良好法治氛围。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三台社会事业日新月异。系“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国体育先进地区”、“全国群众文化先进县”、“全国综合治理模范县”，是四川省的“足球之乡”，县城被评为“全国文明卫生小城镇示范点”，是四川的省级文明县城和省级卫生县城。     

民事裁判中利益衡量的适用

法谚云：“法爱衡平”，“法官心中应常有衡平”。作为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尤其是民事案件裁判中要将利益衡量贯彻始终，在“审”、“调”、“判”过程中，对涉及权利冲突的协调，应充分体现“法”的“公理”精神、“审”的“公正”原则、“调”的“公心”理念、“判”的“公平”结果和“利”的“平衡”保护，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