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形上智慧——说明立法的合法性

中国古代在法律和法律解释中,对法律合法性的阐述被置于对“天人”之关系的追问中,及“通古今之变”的追求中。中国古代追求通过法律解释和法律调整中人们的“身心之和”,通过两造的道德内省实现对两造的道德约束。“求实质公平”为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结果旨归。     

司法调解的保密原则

调解保密原则的诠释，从形式上而言，调解程序保持封闭状态，即不公开进行；从实质上而言，调解程序中产生的信息将被禁止随意披露，即使是在诉讼程序中。这种诠释部分缺失于我国现有的司法调解中。司法调解保密原则的确立在于保障调解程序的安定性和诉讼的公正。但是，考虑到调解程序的安定性和诉讼程序的稳定性，司法调解的信息将被划分为“事实”信息和“行为”信息。前者被允许披露于诉讼程序中；只有后者，即调解程序中人们基于对调解的信任以自己的意愿追求某种法律效果产生的信息，将始终处于保密的范畴。     

“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法理学思考——以平等理论为视角

20世纪60年代,针对黑人等少数族裔和妇女的生活困境,美国政府实施了所谓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平等理论的一次实践。但美国许多白人认为“肯定性行动计划”是“逆向歧视”。平等应该是绝对平等与相对平等的统一,是抽象平等与具体平等的统一,也是实质平等与形式平等的统一,更是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统一,从而反驳了“逆向歧视”论者乃是把平等绝对化的表现。此种研究路径对我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具有积极意义。     

做正义的守护者

乌尔比安曾言：“法律的灵魂就是对公平正义的守护。” “正义”，体现了检察人永恒的价值追求。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理所应当肩负着“守护正义”的重要职责。     

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的双维度限制——从公共利益的平等主义构想切入

公共利益概念在法律中极其重要但却难以界定。在政治哲学上，大致上有功利主义、社群主义和平等主义三种公共利益观。三者之中，诉诸平等的公共利益观念提供了最具理论说服力同时也最契合法律实践的构想。根据平等主义的设想，公共利益应当被理解为社群全体成员平等共享的满足其自身主观欲求的机会。这种以平等为价值追求的公共利益观为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冲突给出了全新的说明，迫使我们放弃天平式横向比较的权衡观，转而接受横向“利益权衡原则”和纵向“平等分配原则”双维度限制的方案。在这一方案下，个人权利不可以被理解为王牌，而应当被视作盾牌。     

莫把“订金”当“定金”

为更好地普及法律常识，同时为广大读者提供法律服务，本刊将联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开设“法律服务”栏目。大成律师事务所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曾连续三年被《亚洲法律杂志》（ALB）评为“亚洲规模50强第一名”。本刊联手大成律师开设“法律服务”专栏，除定期向读者介绍相关法律专业知识外，     

维护法律权威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心得体会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在总结中国共产党８０年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时指出：“８０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福利，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同时，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这些论述科学、精辟，充分说明了实现执政党的根本宗旨与正确行使权力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牢固树立“人民主权”理念和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是每个党员、干部实践这一思想的基本要求。（一）…     

调解“状元”张奎良——记模范人民调解员张奎良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上海市金山区出了一位被当地群众誉为人民调解事业的“状元”．他就是2005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授予“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并从2002年起连续6年获得上海市“优秀人民调解员”称号的漕泾镇首席人民调解员张奎良。     

试谈执行工作警务化

200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在回应四大焦点话题中毫不掩饰地提到执行难的话题．被老百姓称为“法律白条”执行工作是民事行政诉讼最后一道程序．是司法救治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被老百姓视为法律是否可信．是否被亵渎的一道防线，因“执行难”使司法权威大打折扣．因“执行难”使国民对司法机关乃至政府失去信心，这充分反映了“执行难”是人民群众迫切解决的问题，在人民法院内部亦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从等级身份到法律平等 以辛亥革命为中心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等级身份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衍变过程。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格局变化引发的平等需求是等级身份松动、平等思潮萌发的原动力。改良派和革命派关于如何实现平等的路径规划并不相同，但是二者对等级身份的批判和平等权的宣导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近代中国知识界通过“国民”、“人民”等概念解构等级身份，构建了平等理念。辛亥革命后，平等原则以宪法方式得以确立，并在法律、法令中得以具体化。     

让“半边天”更蔚蓝——妇女权益保障面面观

百年探索奋斗，几代理想追求。在刚刚过去的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妇女勇立时代潮头、展现巾帼风采，成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发展妇女事业，维护妇女权益，关心妇女疾苦，热忱帮助妇女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特殊困难，尤其要千方百计为城乡困难妇女排忧解难，坚决消除歧视妇女现象，依法打击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积极为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创造条件。     

王振民：法治首先是宪法之治

人们对“依法治国”的概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依法办事却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这里的“法”或者“法律”，并非只是普通法律，而是指以宪法为核心由各种法律规范组成的完整法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代表一国最根本的法律规范和原则，体现了一国法治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     

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记汾阳市人民法院

2013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第二年，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提升司法公信力为追求，     

早该终止的“免费午餐”

2008年的一场大雪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白色恐怖”，从中央到地方，都特别强调了一个警示性的字眼——“灾”!毋庸置疑，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雪让交通瘫痪，输电中断，供水甚至基本生活用的蔬菜等副食品供给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是“灾”又是什么？     

法律本质与法学家的追求

法律本质“虚构论”自身具有明显的“虚构性” ,“虚构论”自身也是一种相当彻底的有关法律的“本质性”结论。法律本质问题是真正深入的法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法律的本质性研究 ,是深入研究法学其它问题的动力 ,也是法学家终极性的目的和追求     

论“八二宪法”对检察院的“双重界定”及其意义

“八二宪法”对检察院的宪法地位与性质进行了“双重界定”，即将检察院的宪法地位界定为检察机关，将检察院的性质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学界对“双重界定”及其意义并无完整而清晰的认识，以致产生了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等在检察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影响深远的错误认识。因此，需要从理论与制度层面证成与厘清“双重界定”。这一工作的意义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厘清“检察机关”与“法律监督机关”不同的概念功能，唯有如此，才能正确认识检察权的规范性来源，相应地，法律监督权概念既不存在于宪法文本中，又不源于对宪法的正确理解，因而是一个伪概念；第二，洞察“法律监督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意义支撑，唯有如此，才能透彻理解检察院享有独立宪法地位的原因。     

实现新跨越，再上新水平

过去的一年，全市检察机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扎实推进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新的成效。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市委提出了“站在新起点，再创新优势，实现新跨越”的总要求，坚持更高标准。追求更高水平，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准则。     

实践“三个代表”提高队伍素质

江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核心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检察机关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做到公正执法，使法律不打折扣地公正实施，直接取决于检察干警是否具备必要的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品质。职业能力欠缺者，不足以实现法律的公正；职业道德品质欠缺者，不可能有持久的热情去追求法律的公正。因此，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强化检察干警素质，使检察干警具备“三个代表”要求的基本素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那么，如何提高队伍素质，真正把检察队伍建设成为“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执法如山”的钢铁队伍，我认为应当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对"法不容情"的人性诘问

人们关注法律事件，往往是因为它触及了内心深处隐秘的情感。因‘枪帽子”等行为被剖以“流氓罪”的牛玉强，近日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从“严打”时期到废除“流氓罪”的二十年司法演进之路，似乎在一个瞬间集中呈现：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犯’，这一称呼承载着多少难以言喻的慨双与辛酸。     

味的古案

中国人化“食”的历史上，曾有一桩因“味”而发生的古案。 元代阙撰写人的《馔史》（载《学海类编》），曾开列一张名单，把元代以前中国历史上善于烹调佳味的人、精于品味的人、以及侈奢追求美味等人，划成了7个类型。何曾和他的儿子何邵就被列为了32个“侈于味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