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八种关系”：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纵深发展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要向纵深发展,必须处理好“八种关系”,克服“八种做法”,即:正确处理打击与预防的关系,克服“轻打重防”、“以打代防”、“重打轻防”等做法;正确处理地位与作为的关系,克服“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等做法;正确处理份内与份外的关系,克服“无用论”、“额外负担论”等认识;正确处理巩固与创新的关系,克服“形式主义”、“简单应对”等做法;正确处理预防与服务的关系,克服“机械执法”、“随意执法”等做法;正确处理长期作战与实现阶段性成果的关系,克服“消极畏难”、“无所作为”、“急功近利”等认识;正确处理好专门预防与社会预防的关系,克服“越俎代庖”、“离职越位”等做法;正确处理好专门工作与依靠群众的关系,克服“孤军作战”、“包打天下”的做法。     

论行政裁判中的请求权方法

我国当下行政裁判实践中,主要存在“行政行为分析方法”与“行政法律关系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民法上成熟而严谨的“请求权方法”可以引入行政裁判,通过行政法上“公法权利之甄别”、“请求权基础之检索”和“公法限制之审查”等步骤予以适用。当下的行政裁判上请求权分析方法还存在“规范缺失”、“视野偏狭”等问题,需要与传统的行政行为分析方法相对接,并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和“公共政策”等考量因素,使其充实并完善。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

加拿大的陪审制度属于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为更好地实现审判公正的目标,加拿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重视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审前偏见”被分为“利害偏见”、“特定偏见”、“一般偏见”和“顺应性偏见”等四种类型,并有“司法指导”、“绝对回避”、“有因回避”、“改变审判地点”和“法官独立审判”等救济方法。加拿大的经验对于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准确适用,涉及“劳动者”、“劳动报酬”等概念的界说,也包含对“逃避支付”、“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数额较大”、“后果严重”等的认定,还存在公诉还是自诉、管辖、政府责令、举证责任担负等程序性问题,需结合相关规定并依据法理予以厘定.     

论中古志怪作品在民间故事类型学中的价值——以《搜神记》为中心

中古志怪作者在“征实”这一早期小说观念的影响下 ,忠实地记载了很多的民间故事。从民间故事类型学的角度看 ,它们往往是在世界范围内流播的民间故事的中国版本。如《搜神记》中的“毛衣女”、“谈生”、“李寄斩蛇”、“费孝先”等故事 ,便分别属于“天鹅处女”、“梅露辛尼”、“龙穴脱险”、“聪明的劝告”等故事类型 ;另外 ,《搜神记》和其他中古志怪作品还提供了诸如“动物报恩”、“陷城为湖”等故事类型的许多异文 ,而且这些文本纪录时间极早 ,超过了西方搜集者能够搜集到的所有非汉语文本。据此 ,应对中古志怪中的某些文体性质重新定位 ,将其视之为“传说”与“故事” ,而非通常所认为的“小说”。     

关于更新若干基础性法观念的构想

“人民内部矛盾”、“政法”、“政法干警”、“群众”等基础性法律话语已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不了法治时代的要求或脱离了社会的实际,应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逐步更新。“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在当代中国已失去逻辑合理性,最好代之以“常见社会纠纷”。“政治”和“法律”这两个指代不同社会现象或对象的词组合在一起成为“政法”一词,是人为的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它过去不是一个合格的概念,现在也没有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的现实基础。为了避免因为使用“政法”、“政法工作”等话语而可能会产生的负面的社会后果和不良影响,宜用“法务”、“法务工作”的提法取代“政法”、“政法工作”。“政法机关”、“政法干警”宜改称“法务机关”、“法务人员”。在“人民大众”意义上使用的“群众”、“群众意见”等话语与法治原则和法的精神相冲突。建议用“一部分民众”、“一部分公民”、“一部分人”的提法来代替在“人民大众”意义上使用的“群众”一词。基础性法律话语的更新是法治或法制进步的记录,它反过来也会有助于巩固已经取得的法治成果和促进法治的进步。     

“我不再可耻地抛弃国家和人民的一切荣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荣誉观解析

克劳塞维茨在分析界定“荣誉”与“荣誉心”的基础上，对“功名”和“功名欲”、“自尊心”和“自豪感”、“声誉”和“桂冠”，以及“耻辱”和“耻感”、“虚荣”和“虚荣心”等进行详细阐发，对“祖国的荣誉”、“政府的荣誉”，“人民的荣誉”、“军队的荣誉”、“军人的荣誉”和“统帅的荣誉”等进行了深刻论述，为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荣誉和荣誉心提供了有益借鉴。     

证券犯罪相关问题探讨

近几年来,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犯罪愈演愈烈,其发展严重之势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对改革的信心。相继曝光的“红光”、“东方锅炉”、“琼民源”乃至“郑百文”、“银广厦”等大案,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在此仅对证券犯罪的一些相关问题作初浅的探讨。     

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中“恶劣社会影响”的判定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恶劣社会影响”是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造成重大损失的表现形式之一。“恶劣社会影响”的概念相对抽象、概括,如何认定易受主观评价尤其是媒体舆论等因素影响。“恶劣社会影响”是一种非物质性损失,具有不可测量性,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实际影响。实际存在“恶劣社会影响”只是成立相关渎职犯罪的必要条件之一,最终是否构成犯罪,还需要具备渎职行为、行为与“恶劣社会影响”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等要件。此外,应坚持相当性原则对“社会影响”的恶劣程度进行评价,对“恶劣“”社会“”影响”等要素予以准确理解和把握。     

“特供”泛滥伤害政府公信力

针对滥用“特供”、“专供”标志的情况，国家工商总局发出通知，要求严查超市、商场、集贸市场、批发市场等场所所售商品，不得出现“特许”、“专用”等词语。     

临漳县习文乡

临漳县习文乡在乡党委书记刘书峰带领下，连续三年被邯郸市委、市政府评为“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多次被临漳县委、县政府评为“实绩突出乡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单位”、“产业结构调整先进集体”、“优秀乡镇党委”等。刘书峰也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实绩突出干部”、“优秀市人大代表”等。     

认罪认罚案件质效评估机制的反思与完善

检察机关已初步形成了认罪认罚案件办案质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各评价指标呈现出“多维性”“侧重性”“灵活性”“差异性”等特点。但每一个主要评价指标在实现其预期功用的同时也都有一定的盲区和局限。而且,评估中还存在“重自我评估,轻外部评估”“重结果评估,轻过程评估”“重专用评估,轻通用评估”“重经验总结,轻问题归纳”及“重定量评估,轻定性评估”等问题。鉴于此,有必要从导向、主体、方式、内容、效力、时机等方面优化评估路径,并围绕质量、效率、效果三大维度构建多元融合的质效评估指标体系。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检察监督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知识产权领域“行刑衔接”是一种“二元二主体”式衔接,与治安、海关等领域的“二元一主体”式衔接明显不同,“网络+物流”、产业链延伸等使得该领域“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问题尤为严峻。检察监督是破局的关键一环,然而检察监督并非监管,更非“监工”,检察机关介入也并非干预,更非“插手”,应当注重完善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破解检察监督困境,提高检察监督刚性,不断创新信息共享平台,从供给侧为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提供更多高质量检察产品。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商标抢注人

10月13日，开封市政府就“宋都古城汴梁”商标被抢注一事，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异议。此前，开封的“包公祠”、“清明上河园”等知名景点已被人抢注，省内的“少林寺”、“白马寺”、“殷墟”、“马氏庄园”等诸多知名景点也难以幸免。     

治理“节日病”需从平时抓起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里,容易反弹的“公款吃喝风”、“公款送礼风”、“公车迎娶风”等“节日病”的治理力度,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治理“节日病”时,仍习惯于在节假日来临之际,采取下发通知、重申禁令、突击     

三种法治观辨析

中国先秦法家所倡行的“任法而治”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法治原则”、“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等 ,是讨论法治时经常提到的三种法治观。虽然这三种法治观都被称作“法治” ,但在治国目的、政治基础、人性假设、制度保障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     

1957年的苏联法学出版工作

1957年出版了許多法律书籍,如杰尼索夫和基里欽柯的“苏维埃国家法”、法尔別洛夫等合著的“外国社会主义国家法”、科热夫尼柯夫主编的“国际法”等。在翻譯的書籍方面,有“近代外国刑法”(已出版第一册,包括阿根廷、丹麦、日本、南斯拉夫等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和“法国宪法”等。     

版权

国家版权局通报“剑网2014”专项行动第二批网络侵权盗版案件查办情况 9月2日，国家版权局通报了“剑网2014”专项行动第二批10起网络侵权盗版案件查办情况。本次通报的10起案件分别为：江苏“金火影视网”涉嫌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江苏“放放电影网”涉嫌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江苏“高清影视下载网”侵犯著作权案、山东康某等涉嫌侵犯“热血传奇”网络游戏著作权案、江苏王某等涉嫌侵犯“奇迹”网络游戏著作权案、北京邱某某等涉嫌侵犯“魔兽世界”网络游戏著作权案、安徽胡某某等制售盗版图书案、湖南曾某某等涉嫌制售盗版图书案、山东刘某某等涉嫌制售盗版音像制品案和重庆“锐读书城”网涉嫌侵犯文字作品著作权案。     

警惕商标注册“傍大款”：“中央一套”现象透视

据报道,最早进入我们电视生活的“中央一套”被“别出心裁”地注册为性用品商标,此举注册人非央视,而是福建长乐市金峰镇一名叫李振勇的自然人,他向国家工商总局提出的注册申请涉及的商品包括子宫帽、避孕套、非化学避孕用具等10种。1此新闻在网络上乍一出现,立刻便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就在人们唏嘘不已之际,“艺术人生”、“中央抬”、“中央二套”等字眼也相继被利用,而此前“二人转”、“春晚”等亦曾被申请用作避孕套商标。中央电视台及其热门栏目似乎成了“大款”,成为性用品争相相傍的目标,笔者暂且称之为“中央一套”现象。注册者的…     

论党规的“法”属性——基于新法律多元主义的考察

在讨论党规是不是“法”之前,首先要回答法的概念这个前提性问题,即什么样的规范体才能称作“法”。从新法律多元主义立场出发,判断一种规范体是否构成“法”的基本标准,包括体系合法性、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运行合法性等四方面。其中,体系合法性是指“法”规范体在数量、结构、密度等方面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包括规模性、严谨性、完备性、统一性等。形式合法性是指“法”规范体在外观、形式、效力等方面所应达到的基本品质,包括普遍性、规范性、易懂性、公开性、稳定性、可操作性等。实质合法性是指“法”规范体在价值目标、实体理念等方面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质,包括正当程序、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公平正义等。运行合法性是指“法”规范体在运行机制、操作过程、实际效果等方面所应达到的基本品质,包括机构专职性、运行程序性、人员专业性、公共强制性、实效性等。党规体系符合上述四方面基本标准,具有明显的“法”属性,是最接近于国法体系的法规范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