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进步代价评判的前提——合理代价思维的确立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进步代价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对社会进步代价进行评判，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合理代价思维的建立。合理代价思维以实践为基础并以合真性和合义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合理的代价表征了人类在实现其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上所必须经受的历史痛苦和磨难，正是它们的存在才表明代价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环节。合理代价思维具有描述、解释、预测、规范功能，其构建要在实践基础上遵循反思、批判、超越的维度。     

试论社会进步代价的调控

社会进步代价的调控问题是社会进步代价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价调控的可能及调控的程度与代价可否避免和实践主体的特质密切相关。而进行社会进步代价的调控既要注意解决好代价的支付方式、代价的承担及补偿等微观问题,也要注意把握住代价调控的实现条件,也就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进程中要时刻保持代价与创价的博弈均衡。     

邓小平社会发展代价观及其对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意义

邓小平对社会发展代价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他肯定社会发展代价存在的客观性,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并结合时代特点和具体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应对和有效减少与克服社会发展代价的思路、策略与方法。研究邓小平的社会发展代价观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改革代价的公平分配

发生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代价分配不公,引发了社会种种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改革代价的公平分配一方面应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以促进效率的增长;同时又应对那些为改革付出代价的社会群体做出补偿,以实现"矫正的正义".这两个方面须统筹兼顾,均衡发展,为此,就需要国家和政府通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改革代价分配机制,有效地协调由更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所引发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     

改革代价分配不公的成因与对策

发生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代价分配不公,引发了社会种种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是关键。为此,就需要国家和政府通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建立公正合理的改革代价分配机制,有效地协调由更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所引发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     

工业文明的进步与代价——兼论历史进步的代价观

历史从来没有截然的进步与反进步的运动现象。工业文明发展方式不但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且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文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和文明进步,但这种文明进步都是以"问题为导向",都是付出沉重代价后获得的。对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而言,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现实主义与虚无主义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唯有历史辩证法才能超越世俗的迷雾,而达到在代价中开辟进步之路的真理彼岸。人类文明形态进程依次是部落文明、农耕文明,再进入到工业文明。到目前止,虽然工业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生态文明的曙光正大踏步向人类走来。     

日本社会治理的新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日本政府逐步放宽了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并致力于探索新型的官民关系,推进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日本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代价理论的三重维度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代价理论揭示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代价,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自然、社会和精神,具体表现在对自然的破坏、人与人关系的恶性发展以及个体主体性与个性的压抑。在批判与超越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代价理论向我们展示了它的三重维度:自然维度、社会维度和精神维度,分别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三种关系,而这三种关系内部的和相互间的矛盾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到真正地化解。     

共享阳光 共创和谐

江泽民同志指出:"自有人类,就有残疾人。残疾,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一种社会代价。"因此,残疾人的问题,必须解决好,不能回避。     

社会发展代价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当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代价问题日益凸显。研究社会发展代价理论的历史演变,揭示其内容、特征并理顺发展与代价的辩证关系,对于我国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论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重构的意义

司法调解制度被誉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沃土中的一枝奇葩”。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它的许多缺陷日益凸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与西方适用ADR制度时的背景相同，在这种纠纷多发、利益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国家既要通过诉讼来统一社会主体的行为，也要保障社会的稳定，必然要求建立一个能与诉讼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而西方司法ADR正是建立这种解决纠纷机制的有效途径。因此，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心理”内涵界定的实质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后的重要继承者都没有对＂社会心理＂的内涵进行明确诠释。透过普列汉诺夫的宏观论述,再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心理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心理内涵界定的实质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心理是自发的＂去个性化＂的共同社会意识;二是社会心理是以＂零距离＂方式呈现在社会现实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个体的整体感受状态;三是社会心理是呈现社会个体自身与＂他者＂的狭隘联系的初级社会意识;四是社会心理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彼此影响下形成的永远开放的意识系统;五是社会心理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同步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     

建构面向“问题意识”和“现实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经过30多年的不断发展、创新和蕴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近年来,人学研究却陷入一定的困境,主要是缺乏问题意识和现实实践眼光,缺乏对现实个体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的追问,缺乏比较研究和人文价值关怀。这决定了人学研究的建构之路只能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核心价值的挖掘,对社会发展方式和代价的重新认识以及以人为本理念的正确贯彻。     

简论台湾社会工作专业化历程

台湾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步,到9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大体经历了职业人员形成、专业教育发展、专业组织建立、获取立法保护及制定伦理守则等五个阶段。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社会工作界和政府的不断互动下,历经坎坷,艰难推进。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相比,台湾社会工作表现出了积极向政府靠拢、寻求纳入政府正式编制的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专业化过程的每一阶段,从而使得其专业化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社会资本和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交往和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约束两岸人民行为的一种规则。本文是对社会资本理论在两岸关系理论应用的尝试，切入点是社会资本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构建之间的关系。要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赖于两岸之间社会资本的塑造，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也为社会资本的重塑提供了良好的机制。一个综合的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的社会资本培育框架是政府权威结合社团交往的上下良性互动。正是政府和社团组织的合作和互动，使得两岸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存量不断提升。     

社会发展转型视域下领导者转型的八个维度(上)——国家领导者社会角色丛的主体性视角分析

在社会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国家领导者要完成现时代的思想转型,首先必须进行理性顶层设计,从过去的成功经验中解放出来;必须面向未来趋势,从现实的短期利益中解放出来;必须学会及时反思:从盲目地追赶中解放出来;必须追求社会共赢,从狭隘的既得利益中解放出来。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系构建探析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但由于制度边界、制度机制、治理结构和制度文化等要素的不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未能发挥其制度效应，实现制度效益最大化。要构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系，应结合中国农村发展实际，进行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和谐社会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和谐与统一研究

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既是一个高效率的社会,又是一个充分体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既是一个不断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切实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的过程。本文主要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如何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切入点,在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的不同层次贯彻不同的效率与公平原则,从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良性互动,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     

论发展观演变与社会管理——现代化进程的分析视角

人类社会发展观的演变与现代化进程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发展观的演变不仅是一种思想理论的演变,更是社会变迁、进步与发展所要求的。发展观的演变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经济增长发展观到综合发展观,再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观,直至今天的科学发展观。而与发展观相对应,社会管理的侧重点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从经济管理到综合管理,再到人性管理,直至科学管理。对于符合发展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不断坚持贯彻和落实,把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科学管理模式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