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责任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厘定

作为法官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界定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司法责任制改革逐步推进的当下,此类标准愈发成为管控审判权能、健全审判流程,以及保护正当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基于此,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界定必要性的探讨,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与这一标准适用的具体要求,以主体、内容和合理性三个方向的讨论为切入,或可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刑事诉讼中的明晰提供较可取的路径参考。     

从证据确实充分到排除合理怀疑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对我国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了界定,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丰富了证明标准的内涵,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不同法系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和梳理,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了分析。提出正确把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律,并就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刑事案件多层次证据与证明标准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从证据确实充分到排除合理怀疑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对我国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了界定,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丰富了证明标准的内涵,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不同法系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和梳理,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了分析.提出正确把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律,并就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刑事案件多层次证据与证明标准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需要司法判例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引入是我国司法领域一种有益探索。然而由于”排疑”标准存在词语解释困难、标准适用缺乏区分、证明方法在实践中运用困难等原因，亟需从司法判例中寻求经验和解决方法。司法判例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具有同源性、互补性与国际性，运用司法判例辅助”排疑”标准的适用也具有极高的可行性。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发源于英美,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时予以吸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补充,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一直存在着争议,如何解释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这一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为保障"排除合理怀疑"的有效运用,在实践中需要建立配套制度和诉讼规则。     

论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适合,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     

刑事证明标准的新发展——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52条及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明标准的"确实、充分"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但是,具体的表述有待商榷。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不宜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表述。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应当在条文中予以体现。死刑案件的定罪标准和普通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应当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死刑案件涉及立即执行的不利被告的量刑情节应当坚持最高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治安管理处罚证明标准的构建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未规定治安处罚的证明标准,加之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标准也不明确,致使公安机关在治安执法中难以正确收集证据对违法事实做出认定,乃至在行政诉讼中屡屡败诉.本文认为,我国的治安处罚应采用"优势证据"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分层次标准.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问题在法官断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实践中显露出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重构刑事证明标准应遵循的基本思路是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兼顾;理想与现实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现有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出的最为合理的选择。     

关于推定的基础事实的证明标准的思考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认证标准已得到理论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在民事推定中也应该引用此标准。为了保证民事推定的判决的公正性，在民事推定的基础事实的认定中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认证标准是现实的、必须的。生效的民事裁判中不符合此标准而认定的事实也不能作为民事推定的基础事实。有关证据法民事推定规则的设计应当对此加以明确。     

让信任取代怀疑

<正>从某种意义上说,怀疑与不信任情绪的扩散与弥漫,实际上也折射出当前部分地方政府面临的公信力危机。是而益北京"漂白蘑菇"调查、浙江钱运会案,种种网络热点都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密切相关.我国当前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此相适应,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也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影响证明标准的因素主要有:诉讼的性质、诉讼的价值构成、诉讼的平衡性.由此决定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诉而低于刑诉.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可分为"排除合理怀疑"、"清楚而有说服力"和"优势证明"等三种.     

排除合理怀疑的中国化理解及实践操作路径

对程序法移植的本土化资源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在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下,应当从信息作为公共政策规制工具的高度,来检视排除合理怀疑的作用。继而以连接信息点为基础开展疑点分析、排除等步骤,并提出疑点中心的诉讼构造。     

论构建监听制度的相对合理主义进路

监听作为执法机关对抗犯罪、收集证据的一大利器,已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地采用。然而,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要顾及个人权益的保障,不能以对抗犯罪的初衷,收获侵害人权的苦果。因此,采用相对合理主义的进路,构建既具有价值合理性又具有技术合理性的监听制度,确实是我国立法的当务之急。     

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缺陷及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实务内容。如何理解与把握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即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平衡。我国现行公诉证明标准完全等同于法院有罪判决证明标准,不符合证明标准的阶段性、层次性特点,存在诸多弊端,应重新构建。公诉证明标准在宏观设置上应适当降低,在具体内容设置上应界定为“排除合理怀疑为主,完全的确定性和高度盖然性为辅”。     

"疑罪从无"原则在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运用

刑事案件在事实认定上存在疑问且不能得到合理排除的构成疑罪.疑罪的证明责任由控诉机关承担,证据不足则指控之罪不成立.被控告人无自证其罪的义务.司法机关综合分析疑罪案件中的证据后,判决有罪所依据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有罪认定,否则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为由作出无罪判决.     

犯罪主观明知推定适用中“合理解释”的司法认定

刑事推定对解决主观明知的证明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推定的事实并非绝对真实,有可反驳的余地。为此,我国司法规范性文件中规定了"合理解释"的反驳方式,但合理解释的认定却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在推定明知时,对于行为人辩解是否需要提供证据、解释是否合理把握不准,易混淆可能知道与明知的界限。同时,部分审判机关在裁判文书中对行为人辩解鲜有回应或陷入循环说理,裁判结果令人难以信服。为完善犯罪主观明知推定规则,需要在明晰合理解释性质的前提下,依据客观事实和证据,结合事理、情理、常理判断该解释是否足以动摇推定明知的成立,从而认定是否合理。     

略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出发,结合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理论,探讨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改进和完善问题。否定了客观真实说,对法律真实说和排除合理怀疑进行了论证。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提出遵循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和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的两条思路。     

黑格尔对古代怀疑主义的重新阐释——基于黑格尔早期构建其哲学体系路径的考察

福斯特、马尔马斯和福尔达都曾指出,黑格尔对古代怀疑主义的理解存在着某些偏差。本文基于黑格尔《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试图阐明黑格尔对于古代怀疑主义及其历史的考察所存在的四个问题,并通过深入考察第四个问题,即黑格尔对于安尼西德穆斯的十个论式和阿格里帕的五个论式的前后态度的不一致,来指明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由于黑格尔立足于自身的哲学思考所作出的创造性阐释,即黑格尔将古代怀疑主义视为其哲学体系的方法——辩证法——之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