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在中亚的地缘利益、安全困境与战略选择

无论是从地缘安全、地缘经济以及能源安全来说,中亚都对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冷战后,中亚政治格局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世界各大国及地区势力纷纷向中亚渗透、争夺,展开激烈的地缘博弈。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必须采取相应的地缘战略为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     

“天赋使命”与美国外交

“天赋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文化中,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观念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本文从“天赋使命”论对美国各时期外交政策的影响和所受制约因素等方面来探讨其与美国外交之间的特殊关系。     

美国的人权外交及其实质

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实质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表现,成为美国推行大国霸权主义和对其它国家进行干涉的遮羞布。美国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推行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践踏干涉他国内政,为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战略服务。     

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原因的分析

美国自建国后,对外政策具有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究其原因,一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可以带来认同;二是国内外合法性的需要;三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体现了某些美国领导人的理想;四是美国利用其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把它作为工具以实现其国家利益。     

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外交的消极影响

2009年,在中国不断崛起而美国相对衰微的背景之下,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基于现实层面分析,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外交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外部战略空间被压缩、经济命脉被威胁、外交资源被占用.     

中东动荡下的美国外交走向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前后,突尼斯爆发政治动荡,然后迅速向周边国家蔓延,特别是美英法等多国正在对利比亚进行强烈的军事干预,战争结果虽然难以预测,但无疑会引发中东地区政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及其未来走向,同样值得关注。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多边主义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面临的问题仍非常突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运作需要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支持,而政治合法性的加强则需要不断建构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础,即理念基础、规则基础和有效性基础。只有全体成员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使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取得实质性突破,只依靠部分国家的参与不仅无法形成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政治合法性,而且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外交——对美国学界研究的评介

美国学者眼中的俄罗斯外交,由于撷取的视角和背景的差异,看法也大相径庭.俄罗斯建国之后,综合国力的大幅下降使得俄罗斯国家的重新定位、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走向等问题成了学者们关心的焦点.大部分学者认为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世界大国,俄罗斯的传统帝国倾向、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注意.     

地缘政治与大国崛起:以美国为例

从根本上说,地缘政治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考察和策划国家发展的战略,大国崛起的成功同地缘政治的娴熟运用密不可分。在美国崛起的实践中,以马汉、斯皮克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地缘政治理论,为美国的成功崛起和世界霸权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指南。而这一点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更深远的蕴涵与启示。     

大国石油博弈与中国石油安全考量

石油是当今国际能源竞争的焦点。大国博弈石油不仅仅因为石油的高度依赖性、不可再生性和分布不均衡性,还在于石油向来是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西方大国的石油博弈给中国的石油安全带来了直接的和潜在的威胁,为确保21世纪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石油的稳定供应,我国必须实施适合我国国情的石油安全战略。     

应当重视对中国外交的哲学研究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有许多问题需要从哲学上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外交的时代观、全球发展观、价值观、主体观、方法论、思维观、人权观和前进观等。作为泱泱大国,中国应当特别重视对外交哲学的研究。     

美国金融霸权与中国金融安全

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动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在美国金融霸权主导下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我国必须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金融主权,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美国金融霸权,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Death of Space Sanctua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pace age, the United States relied upon the general acceptance of a sanctuary narrative of outer space in order to help support its reconnaissance activities over the Soviet Union. The notion that space could be a sanctuary thus served as a diplomatic tactic, one designed to thwart Soviet opposition to American overflight. While the Soviets eventually achieved parity—having later acquired the ability to surveil the United States—the notion of sanctuary became untenable once the Soviet Union began to further leverage space power for the aim of attacking American satellites and naval assets. The crucial moment, as revealed in recently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ccurred in 1976 when the Ford Administration recognized the need for an American anti-satellite capability. Subsequently, while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appeared to pursue comprehensive space arms control, what was really in play was a gambit, one designed to eliminate the Soviet’s co-orbital anti-satellite capability and maintain strategic parity in 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