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研究——以重庆市巴南区为例

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农村仍是不可忽视的重点地区和难点、盲点地区。结合我国国情和重庆巴南区农村实际情况,通过深入分析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现状、存在问题,需要从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干部依法行政水平、培育壮大维护农村社会法治公信队伍、多措并举营造农村社会法治环境、精心打造农村社会法律服务宣传阵地等方面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探索出一条适合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道路,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和"依法治村"建设。     

和谐治理的道德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出现和积累了各种不和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容回避的就是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同社会治理模式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异.当前我国应当选择"和谐治理"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德治国与和谐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等方面来实现的.和谐治理能否得到落实,起关键作用的是行政人员.只有行政人员以德行政,才能实现和谐治理的目标.和谐治理对行政人员提出了如下基本的道德要求:公正、仁爱、宽容、求实、节制.     

解构与重构:乡村政治生态视阈下村级民主监督的深化

从现实实践来看,转型期我国乡村社会农民存在的"搭便车"和"不参与"行为消解着村级民主监督体系的主体;熟人社会和流动社会的"人情抵制"和"无人监督"消解着村级民主监督的过程;村庄场域内权力结构的"非均衡性"和"不完整性"造成村庄权力过于集中而使监督主体与客体处于失衡状态。为此,在乡村政治生态视阈下推进村级民主监督的深化,需要构建国家主导下的乡村社会内部自主的民主监督。     

论“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新机制的构建

"乡政"与"村治"的平衡协调是建立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现实需要。从我国现行农村基层治理格局来看,在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乡政"与"村治"的不平衡问题。分析这一问题的制约因素,尝试构建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新机制,对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与逻辑视野下我国村庄精英治理的情境与过程探析

在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我国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村级治理是由村庄精英主导的。在历史与逻辑的视野下,选取情境与过程两个维度对精英治理现象形成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度剖析发现,现阶段的村庄精英治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继续改善的必然性,从精英治理向民主治理的过渡乃是提升村民自治水平的一个有效途径。     

公共管理视角下村庄公共设施的治理——以上塘自然村水利设施治理为例

村庄是我国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最直接、最频繁的社会治理层次,比村委会的治理活动蕴含着更深层、更丰富的治理内容。当前我国村庄治理不仅存在社会治理的失效,而且存在着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共同失效的现象。而其失灵的根源是这一治理模式单向地强调国家的价值和意志,抑制了参与者的利益和价值表达,使参与者失去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治理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后,村庄政治经济生态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诸如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农村林业生态建设环境得以改善。同时,林改后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了一些新问题:资本上山后引起的林权集中与纠纷、群体性决策失误和农村基层组织面临运转困难等。为此,可以通过推进能人治理与村庄优质社群的并重,构建村庄事务的多中心治理与合作机制等方式,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村级层面有效实施,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包容性发展。     

农村区域发展非均衡性与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由于历史传统、自然条件和国家政策等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的特征.这导致我国农村许多地区出现了"弱治理"的治理形态,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因此,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应该正视农村区域发展非均衡的现实状况,转变长期以来的全国"一盘棋"的思维定势,针对不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坚持国家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引导乡村治理朝着民主治理、自主治理的方向发展.逐步把现行的"乡政村治"治理结构变革为"乡村自治".     

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亟需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急剧转型以及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不断显现,而既有的基层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还存在诸多不适应,从而使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实践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其突出问题之一,便是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着简单化行政管理手段盛行,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泛滥,从而严重抑制了农民群众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自主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导致基层民主建设的弱化和虚化。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显然无法有效应对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利于实施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不利于化解基层社会日益突出的复杂矛盾,同样也不利于治理基层腐败和纠正四风问题。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研究——基于对大连的调查

"枫桥经验"是农村基层矛盾化解的成功范式,为适应新时代社会变化发展的新需要,应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对大连市辖农村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基层治理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工作,仍在"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须在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下,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强化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不断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     

试论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

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研究中,应重点分析三个问题: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社会转型中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存在问题与原因;第三,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在研究中要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将宏观研究、中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运用"国家—社会"分析理论开展深入分析。     

政治沟通视角下的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政治沟通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治理评估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将政治沟通纳入地方治理评估过程,以"平台—政府—民众"为框架构建指标体系,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各级地方政府沟通水平的测算和排名。从测算结果看,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众在不同层面上开展沟通,但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特点。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沟通指数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和测算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既可为我国的地方治理评估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对提升地方政府沟通能力具有启示意义。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下的“富人治村”现象分析

21世纪初以来,"富人治村"现象不断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通过村民委员会选举进入村庄权力网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治理村庄过程中,这些富人的目标和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对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些富人依法竞取村庄核心权力并改变了村庄面貌,但也有一些富人当选村干部后大权独揽、以权谋私,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相背离。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应使"富人治村"与"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相契合,引导富人村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力量。     

新形势下超大城市社会治安风险治理研究

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经济运行出现新业态的新形势,给上海城市的社会治安带来诸多基础性、深层次、结构性的风险隐患,与其作为超大城市在长三角地区、全国乃至全球的多中心地位直接相关。而且,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其社会治安风险的特点也相当明显,即不再存在单个社会治安事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社会治安状态。当前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不及"与"过"两种倾向,需要从内部防范与外部协同相结合的双重路径开展社会治安风险治理。     

治理型中坚农民: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及作用机制 ——基于赣南F村的调查

农民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推进乡村善治的有效主体。基于赣南村庄的考察发现,村庄存在着一大批中坚农民群体,构成村庄治理场域下的中坚力量,但只有少量的治理型中坚农民群体可以极大地推进乡村治理。治理型中坚农民是植根于乡村社会内部,并在村庄治理场域中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性、较强的参与能力性的积极可为型中坚农民。在包容性的村治环境下,治理型中坚农民群体以个体性参与引领和激活其他在村农民群体的整体性公共参与,以其高质量的参与能力增进村庄治理的系统性能力,在促进农民自组织化中重塑和凝聚村庄公共性,通过形成正向的、积极的公共行动来改善和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在实践中,治理型中坚农民在村庄中普遍存在,要注意以团结、协作的方式将其吸纳到乡村治理内核场域,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治理优势和治理能力,从乡村社会内部探索出一条具有持久活力的乡村善治之路。     

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日益分化,不断扩大的村际差距造成了社会流动失序,加深了村庄间隔阂,增大了社会风险,致使村庄治理面临巨大困境。而从国家宏观引导分化程度、村庄内部创新治理机制、探索多样化村庄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村庄治理,是应对农村社区分化,最终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选择。     

乡土精英治理：当下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

一、乡土精英治理模式的战略着眼点为了防止产生误解,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乡土精英治理模式"这个概念加以某种澄清。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所有现实中的人类社会治理多少都具有精英治理的色彩,包括我们现行的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在内。那么我们在这     

论村庄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及其创新路径——浙西农村的个案分析

当前村庄治理面临着组织结构与社会结构相分离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村庄治理的组织结构仍然是金字塔结构,但治理主体发生了缓慢变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高度科层控制-科层控制的弱化-科层控制的再强化这样一个历程。与此同时,村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由此造成缓慢变迁的治理结构遭遇剧烈变迁的社会结构导致结构离散,封闭的治理结构遭遇开放的社会结构导致治理失效。为解决村庄治理的结构性困境,文章构建了"圈层结构"的新框架,将村庄中的各种组织包含其中,以促进多中心协商治理的实现。     

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

国家治理根在基层,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而西北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更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本研究通过对甘青宁三省区部分民族村的实地考察,发现乡村治理能力在村庄权力结构下,形成了"宗教力量、宗族权威和村委会"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的民族村的基本政治格局,也相应地形成了乡村精英,他们作为乡村治理的代表性人物,对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深刻地影响乡村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因此,如何保持村两委的主导作用,引导乡村精英协同参与乡村治理过程,进而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将成为今后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主要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