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府信任的三级本质

政府信任的本质是我们理解和建构政府信任的内在根据。对政府信任本质的诠释应该溯源到信任本身。以信任的二元本质(正当性与应当性)为基础,出于确保政府信任建构之良性方向和渐进策略的目的,政府信任的三级本质可依次界定为:互动性的初级本质、善意策略性的中级本质与道德性的终极本质。这三级本质之间较好地体现了相互依存、不断深化和适度平衡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建构政府信任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解释框架。     

政府信任关系:价值及其建构

政府信任关系是指公众对政府及其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各构成要素、环节及结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的回应。良好政府信任关系对于公共行政良序发展具有积极的价值,政府信任关系作为一种降低复杂性的机制,可以通过促进合作去提高行政权力的效力和行政运作的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本质内涵,它对于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具有根本的意义。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与法治的发展、服务行政新理念的贯彻实施等是一致的。     

政治信任的品质对象究竟是什么?——我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分析

我国民众的总体政治信任呈现"央高地低"的基本格局,但在知情、动机、决心与能力4个维度上的信任却呈现不尽一致的特点:知情信任"央低地高",动机信任、决心信任与能力信任均为"央高地低",体现着较强的自身特点。与国外民众政治信任的工具性信任特征不同,我国民众对于从中央到省、县和乡4级政府的信任,主要来自政府主持公道的决心和执政为民的良善动机,体现着较强的伦理性机制而非工具性机制特点,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性信任。民众的政府信任驱动源自经验之外的先验价值或想象建构,反映了我国体制与文化环境的特色。     

论政府信任的结构:基于于镇的个案调查

政府信任结构主要由建构动力、建构策略和建构模式组成.政府信任的建构动力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熟人社会,另一个是寻利动机.政府信任的建构策略包括了“情感-互动”、编织关系网、运用地方性知识三种.而政府信任的建构模式则主要考虑四种因素:一是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二是信任范围；三是强关系和弱关系；四是日常监控.     

无形的信任链:论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效应

政府信任的下降在政府与公众互动过程中形成,是公众对政府行为的否定性反应。单一政府的失信行为会产生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效应,降低其他政府的可信预期。政府信任失灵传导效应是经由失信原型沉淀、集体记忆强化、信任路径锁定基本机制形成的。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效应是由政府信任的时间逻辑、空间逻辑和关系逻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效应具有很强的链条性特征,这本质上反映了政府信任的公共性和整体性。卷入信任链的政府主体既受到整条信任链声誉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了整条信任链的质量。维护政府信任是所有政府的共同责任,推进政府信任现代化必须遵循信任链规律,选择制度化的治理道路。     

理性选择制度下的我国政府信任度的建构过程

政府信任度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理性选择过程,制度结构首先提供了公众与政府产生信任关系的背景,公众以"理性人"的角色出现,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遵循信任成本与信任收益的基本规律,进而对政府产生合理的预期希望,一旦这种预期希望与实际结果相吻合,公众的信任收益得到最大化满足,则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被建构起来。     

政府信任的实质及其民主生成机制

在政治系统中,信任自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社会善德,有时反倒可能被利用,成为一种权力控制的手段.因此,政府信任必须是理性的有限信任,是一种有节制的信任.民主行政既强调政府与公民进行合作互动,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又保留一定程度对政府的理性不信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为建构和谐的政府信任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成机制.     

政府信任的建构:“五位一体”的策略及其途径

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的情感依托和理性预期,表现为一种具有建构性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往往直接源自公众各方面生活经验感受的安全感、满足感、尊严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根植于政府绩效所营造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传承、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等整体网络环境之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为导向,深刻把握政府信任的合法性来源,可以正确引导和评估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政策,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服务型政府建构

社会资本是一种广泛而有效的社会资源,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理论中公民的信任与合作、有序的公民参与网络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规范基础上.充分发挥这种资源的作用对建立社会主义服务型政府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服务型政府的建构依赖于公民的信任与合作;另一方面,服务型政府的实现离不开有序的公民参与网络;再者,服务型政府的运行依从于公平正义的社会规范及其价值理念.因此,必须大力培育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的建设,贯彻落实公平正义的社会规范,为建构社会主义服务型政府创造条件.     

政府信任适度下降的合理性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信任的结果,由于公众理性的进步、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革,政府信任水平的适度下降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公众意识形态的多元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不足,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易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在允许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与避免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之间寻求一种均衡——意识到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的必然性;从政府的单一主体管理转变为多元主体共治;加快体制改革;在整合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改革政府结构和管理方式;建构一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国民价值观体系。     

论政府对民众的信任:概念、假设与验证

信任是一种双向互利的关系,政府对民众的信任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同等重要,如果忽视了政府对民众信任水平问题的研究,那么,旨在提升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而建构的理论体系就是不完整的,意在增强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的策略也会有失偏颇。基于此,文章在构建政府对民众信任理论假设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实证调查的数据来验证。结果表明,政府官员的信任倾向性越强,作为整体的政府就越信任民众;政府对民众的普遍信任度越高,就越能相信民众公共参与的品质与能力。因此,要提升政府对民众的信任,更多的责任还在政府身上。     

论政府信任的复合结构

政府信任是由知、情、意、行四种逻辑要素依次递进、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复杂的心理结构,是一种和谐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包括微观或个人层面的信任、中观或制度层面的信任与宏观或价值层面的信任,构成多元客体共存的复合性政府信任结构.不同层级政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角色构成不同,表现为不同的行政能力、行为作风、权威性、亲和力,导致产生一种非均衡性分布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通过政府信任的解构性分析,可以较为深刻地把握政府信任的合法性来源,正确调整和评估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政策,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     

论政府公信力的建构

政府公信力就是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程度，是政府依据自身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度。本文在介绍了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流失的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进而从理念、制度和法制三个角度探讨了建构政府公信力的方法和措施。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任:从流失到重构——兼论公共危机的一种新解释视角

公共危机成为转型社会的一大现实问题。但是,"社会转型"并不应成为解释公共危机的灵丹妙药和通俗处方。实际上,诸多案例表明,信任缺失亦是公共危机的深层缘由。无论是政府起源理论还是现实客观场景都表明,政府信任缺失可以看作是公共危机的一种新解释视角。信任之所以流失,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当、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府体制、刻板的公众认知、悖论的公共期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流失的信任自然需要重构。对此,规范制约公共权力,构筑信任的外围环境;推进合作治理,搭建信任建构的重要平台;培育公共精神,夯实信任建构的社会基础是至少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政府治理活动开展的简化机制,是衡量政府公共政策实施成效的基本标尺。人民获得感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和共享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收益、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感受。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通过模型建构与分析工具使用,探讨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一是反映人民获得感的三个代表性指标——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作为解释变量与政府信任因变量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具有积极影响,人民获得感的提升可以促进政府信任水平的提高;二是反映人民获得感的三个代表性指标对政府信任解释力的排名依次是民生获得感、经济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为此,政府需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导下,以经济绩效、民生绩效与政治绩效的有效实现为基础,通过人民获得感的提升,不断增进政府信任。     

论政府信任的生成路径及其现实启示——基于"承诺——兑现"的分析视角

作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和前提条件之一,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兑现以前所做承诺的信心和乐观态度,它体现为一种具有较强的心理暗示和心理预期的活动过程.政府信任在一次又一次从"承诺"到"兑现"过程中不断累积起来,政府信任生成路径从本质来说是"承诺"与"兑现"的互动和强化过程.根据实际产生时间可以将政府信任的生成路径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前生产阶段、生产阶段和再生产阶段.不同阶段中由于政府承诺与兑现出现脱节导致政府信任危机的出现.加强政府诚信建设需要针对每个阶段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和策略,将政府科学合理做出承诺与严格兑现承诺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政府信任源源不断地生产和累积.     

重塑政府信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举措

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自力救济行为,其根源在于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式微。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重塑政府信任。基于对政府信任式微原因的分析,借鉴西方国家经验,要重塑政府信任,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有效治理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绩效;积极发展公民社会,增加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媒体角色。     

重塑政府信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举措

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自力救济行为,其根源在于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式微。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重塑政府信任。应从有效治理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绩效;积极发展公民社会,增加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媒体角色入手,重塑政府信任。     

建构信任合作的府际关系：总体性治理根基

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模式导致政府间缺乏理解、信任、对话、互动。多元行政主体受制于科层制窠臼而难以建构合作机制,行政层级的位势差导致了中央及部委、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门之间信任度较低。总体性治理尊重行政主体的个体独立性,破除信任危机和营造诚信原则方法,建构起多元县市、省市及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部门之间平等信任的伙伴关系;对府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向予以引导,在共同的语境下将共识转换成多元主体皆可接受的符号,建构符合发展规律的自生自发秩序;立基于公义建构宪政秩序和法律规则,主动协调多元政府和社团间关系,破除行政层级的束缚,全方位实现政府层面的跨界相互依赖和社团层面的多元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