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势力打乱叙冲突格局

在叙利亚,“胜利阵线”、“统一旅”、“解放山姆”等武装派别都具有宗教极端色彩。虽然他们此前称“亲如兄弟”,最近却在叙北部发生冲突。“胜利阵线”还声称准备建立纯粹的“伊斯兰国家”。     

改革开放与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性转变

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性转变，目的在于通过改善中美关系，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本文阐述了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新驱动器；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特点和存在的问题；阐明了中国政府封美政策的原则立场；指出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     

饿罗斯为何力保叙剌亚？

首先,叙利亚是俄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盟友之一。倘若莫斯科在紧要关头背弃大马士革,那将是对所有其他伙伴发出的信号：不能指望克里姆林宫。     

美量化宽松政策走向隐蔽

就在人们关注希腊“风暴眼”的同时,美国的两大“时限”（债务上限与QE2退出）也正在逼近,市场再次把焦点转向美国。美国的货币政策不仅仅受制于美国的经济状况,更受制于美国的债务状况,“美元本位制”早已经演变为“债务本位制”,这意味着未来在QE2退出之后,     

西班牙对美政策大转弯

西班牙有大国情节,不愿做美国的小兄弟。萨帕特罗多次表示,西班牙应该在国际事务尤其是欧洲事务和地中海国家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萨帕特罗上台先后访问了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盟成员国,西班牙外交大臣莫拉蒂诺斯也频频出访以展大国外交风范。     

政策滞后与政策监控

政策滞后是政策落后于社会需求或者说有些政策在时过境迁的情况下,仍在发挥着余热.要防止政策出现严重滞后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就必须在政策滞后到达滞后容忍临界点之前发动政策变革或实现政策终结,为此,就需要政策监控作用的有效发挥:设立预警机制,及时对政策滞后现象做出反应;科学监测政策滞后的程度,有效推动政策及时变革;健全政策监控机制,落实政策监控之实.     

公司治理的模糊现象与“模糊治理“初探

公司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等问题几乎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永恒的难题.公司治理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悖论,在实践上表现为高昂的监督成本,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研究的视角.本文针对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模糊性,从管理学的视角,首次提出了"模糊治理"的范畴,阐释了模糊治理的主要特点,并从公司治理的几个难题如委托权的模糊化、契约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等方面分析模糊治理是如何提高治理效率的.     

经济适用房还是公共租赁房?——对住房保障政策改革的反思

为了评估当前各地住房保障政策的改革,本文辨析了经适房的缺陷与成因.基于政策的演化过程通过前后对比发现,经适房政策正在向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严格分类管理的方向改革,影响其政策声誉与执行效果的制度缺陷已逐步得到改善.针对停建经适房转而兴办公租房的观点,本研究通过定性分析和模糊评价法发现,如果不能引入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监管手段,采用公租房并不能消除经适房原有的大部分缺陷,除了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和扩大了保障范围之外,甚至有可能恶化住房保障水平.因此迫切需要对当前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反思.     

模糊语言与领导艺术

本文从经典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诠释了领导话语中的天然模糊性;同时,又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剖析了领导话语的有意模糊。根据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说话者与听话者的相对关系、话语目的、话语情景等三个变量是领导话语有意模糊的根本原因。最后,本文指出领导话语的有意模糊性正是领导艺术之所在。     

美日政府技术创新支持政策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日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政策比较 从间接补贴与直接补贴的比较分析看,在美国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补贴被认为是干预市场竞争的行为。如果政府对某行业或企业实施补贴,则意味着政府替代市场选择了行业或企业中的优胜者。如果政府对某项研究开发实施补贴,则意味着政府选择了技术发展的方向。     

以政策贯彻政策:政策执行、创新与调适

政策执行本身是复杂而多样的过程,多数政策执行的真实情况,是要经过各级政策主体研究出台地方政策或实施意见,通过"以致策贯彻政策"逐级传导,最终化作具体项目和行动,使政策得以执行和落实."以政策贯彻政策",作为政策执行和创新的重要环节,过去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理解政策执行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政府政策评价及其对建构我国政策评价制度的启示——兼析日本《政策评价法》

日本政府政策评价制度是以《政策评价法》为基础而确立的政策评价体系与框架,规范了日本政府政策评价的目的、程序、标准、方法及评价责任等,这些具体规定对我国政策评价制度的建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而,我们以日本《政策评价法》为分析依据,借鉴日本政策评价成功做法和经验,探索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政策评价制度。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

在家庭发展理论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家庭发展能力理论框架,为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实证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且对中国居民的家庭发展能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限制了人们的生育选择权利、改变了不同家庭的禀赋构成和策略选择空间。在政策约束、市场主导和家庭资源整合三重力量交互作用下,中国家庭在自身的结构调整和策略重组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但是在当前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自我调整能力下降,需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以帮助家庭更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将开放单独夫妇生育二孩作为过渡,逐渐向城乡二孩晚育政策平稳调整,以增强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     

专家解读美对台政策

温家宝总理近日访美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表示,美国从根本上不支持“台独”,美国总统布什更直接表示:“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想单方面改变现状,这是我们所反对的。”如何解读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发出的这些信息?本刊采访了著名台湾问题专家、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徐博东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国深教授。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也对此发表看法,在此一并刊登。     

中共十八大对反腐倡廉政策的新发展

中共十八大系统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新形势,在反腐倡廉政策方面提出了新的政策问题、政策思想、政策观点、政策原则、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政策措施,基本建构了中国目前阶段新的反腐倡廉政策体系,体现了执政党的反腐倡廉政策向科学化、民主化和体系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深入研究中共十八大对反腐倡廉政策的新发展,对于把握未来一个时期当代中国反腐倡廉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政策传播如何影响政策的效果

公共政策的实施主要取决于公民获得的关于公共政策的相关信息的状况,因而通过政策传播培养政策对象对公共政策的认可、理解、信任和支持,从而有效地减少对抗、抵制、抵触、冷漠等不合作情绪,使公共政策能够在一种良好的环境中顺利推行,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对象的满意度,实现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良性循环。     

对大学生就业政策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现行大学生就业政策对促进大学生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应结合我国大学生就业环境特点及经济社会状况,进一步完善优化大学生就业政策。     

政策经纪人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与机理

政策经纪人是公共政策活动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角色,在推动政策变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各方主体因无法自动调和的分歧致使政策变迁陷入僵局时,政策经纪人便成为跳出僵局、推动变迁的重要力量和途径。通过透视过去若干年中国新一轮医疗卫生政策变迁的过程,可以识别出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政策子系统中的一线行动者等三种政策经纪人角色,且每一角色都有其独特的推动政策变迁的机制:权威决策者通过价值选择、决策规则确定、资源分配与利益整合等方式,发挥政治性调和作用;专家学者通过信息对称、知识解析以及因果关系推理等方式,发挥理论性调和作用;一线行动者通过现实状态揭示、现实行动逻辑解析以及现实效果预测等方式,发挥经验性调和作用。     

政策地位:政策终结中一个被忽视的影响变量

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对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政策本身的属性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等方面,关于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学界则鲜有涉及。政策作为政策系统最直接的输出产品,在本质上体现为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其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作为研究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策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四个方面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地位的高低、学者关注程度的大小、执行部门是否联合行动、政策最终作用对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判断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过自上而下、承上启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径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     

政策学习视角下农村扶贫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研究

政策学习是由内生学习、社会学习和政治学习构成的复杂、多维和多层的结构体系,将其应用于分析农村扶贫政策的过程,可揭示出这一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内生学习确保了精准扶贫政策吸纳前两个阶段政策的有益经验,同时对其带来的不足和弊端进行矫正,使得政策内容和执行方式更加科学化;社会学习促使政策行动者对贫困问题的理解更加明晰、多维和深入,并通过学习机制反馈到扶贫政策的各个方面,促使政策内容、执行方式、资源供给、参与主体等方面发生重要变革,构成政策演变的核心;政治学习则聚焦农村扶贫政策释放的政治意涵、时代价值和责任认定,并伴随政党资源调动、监督考核和惩戒机制等过程,使政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外延持续扩大。总之,内生学习和社会学习使得扶贫政策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得以显著增强,而政治学习促进了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集体行动,显著提升了扶贫政策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