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十四五"时期,我国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包括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社会价值观念更具现代性、人们对公共安全更加重视、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呈现交织叠加态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适应新形势等,需要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是要促进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的"四治"融合,三是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四是要加快包括体制机制、专兼职队伍、经费和资源等在内的基础建设。     

基层官员的身份困境与乡村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变异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的复杂性造就了基层政府公共政策过程的独特场域。H县火化政策执行经历了政府运动式治理、村民消极软抵抗到政策隐性终结公开化的变异过程。这一过程演绎着府际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基层官员与乡村共同体关系相互影响的复杂场景。政策细化中的乡村文化融入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必要条件。一旦缺失将引致基层官员的身份困境,成为乡村治理中政策执行变异的决定因素。协商民主的议事规则有助于通过增进公民参与,将乡村文化习俗融入政策细化,促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习俗的互恰,为乡村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奠定基础。     

基层治理视阈中的乡村人民调解制度——以一个村庄人民调解文本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利益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乡村纠纷也日益涌现。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云南一个村庄的调解卷宗为例,从组织结构、权力基础、行为过程三个角度来阐释其背后的权力塑造与输出,并将塑造过程划分为非正式权力、"国家"的出场与调解过程行政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乡村调解放在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进行延伸分析,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阈中,乡村调解不仅是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工具,更是一种基层治理技术。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减贫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简介北大核心CSSCI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减贫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是应原广东省扶贫办(现省乡村振兴局)提议与推动,广东省社科联积极响应和支持,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依托单位,于2020年4月申报组建而成(原名为广东省减贫治理研究院)。研究院以贫困治理、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减贫实践与乡村振兴经验提炼,政策倡导与提供政策建议。     

论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与基层协商治理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的制度性变迁是驱动协商治理等多元治理模式创新的基石,其变迁过程中基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基层政权等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对基层协商治理的生发具有直接影响。在正式规则方面,基层协商治理与基层治理变迁的制度性契合是其生长点,而自身的制度功能缺陷又严重限制了其发展;在非正式规则领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价值旨归和伦理意蕴与基层治理变迁三大张力之间的耦合或冲突以渐进、内生的方式改变基层治理的格局;基层政权能否推动基层治理由一元主导向多元协商转变,主要取决于其实际能力和意愿,前者毋庸置疑,后者则视替代优势、治理成本、关键变量等元素的博弈结果而定。撬动基层治理变局的内外动力杠杆与路径依赖三大元素间的复杂关联构成宏大的基层治理场域,其具体走向值得进一步研究。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信访协同制度化与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北大核心CSSCI

信访工作牵涉部门繁多,有效的跨部门合作对于推进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信访协同失灵反映了"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弊病,损害了国家权威的统一性,给社会抗争提供了政治机会;导致信访事项办理质量低下,引发"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使得矛盾制造方与化解方分离,导致政策制定的草率,给未来矛盾的产生和激化留下了隐患。本文从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信访体系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建设,梳理各地在信访协同方面的探索,如群众工作部、联席会议、联动接访、信访大调解、信访大督查、沟通协调会、听证会、领导接访和领导批示等。笔者认为,有效的信访协同,有利于提高国家自主性和内聚力,有利于提高常态下的信访事项办理质量以及社会危机情况下的国家应对能力。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几个核心要素北大核心CSSCI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容,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是新的历史大考。理清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几个核心要素,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国家治理的内在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概念学界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有多个定义,     

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建的引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现为一种互动关系,即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乡村治理有效激活基层党建发展活力。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乡村治理对基层党建活力的激活作用,即以乡村治理内容提升党员素养、以乡村治理实践促进党群关系建设、以乡村治理问题驱动组织建设;另一方面,还要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不断提升引领力、组织力、凝聚力、影响力,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论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村基层中坚干部北大核心CSSCI

取消农业税前,乡镇干部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进村入户,向农民收取税费和完成计划生育工作。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乡镇干部不得不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需求,满足他们基本的意愿。这个意义上讲,取消农业税前,乡镇干部与农民群众是打成一片的。这个打成一片就使得乡镇干部熟悉农村情况、了解农民需求,懂得如何做群众工作。这些经历过取消农业税前农村工作的乡镇干部,现在仍然是农村基层工作中的中坚力量,成为农村基层的"中坚干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坚干部"继续在农村基层工作中发挥作用,使得当前基层治理仍然可以做到"大事不出乡镇,矛盾化解在基层"。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风险与预防--基于浙江省10个村庄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进程中乡村治理产生并正在发生一系列新变化,面临着能人老化、异化及能力失衡,有发展无公共,人才乏力、经营过度与治理短缺等治理风险。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进程中,需要发挥个体私营经济的优势,将之作为乡村治理变革之机遇,以提升基层组织服务功能与实现能力为重要突破口,探寻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方式,推动个体理性与乡土精神的创造性融合,探索能人主导与村民有效参与的平衡机制,正确处理经营理性、发展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关系。     

现代合法性系统与现代国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过往研究忽略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的前提性条件:现代合法性系统。现代合法性系统基本构成包括三个方面:理性化的政治价值观、能力本位的财富分配规范以及话语体系的开放规定性。而从合法性系统到现代国家体系的生成需要三个过渡机制:现代国家认同机制、自由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现代信任机制。     

基层治理悬浮与下移的张力及其辩证分析

面对"悬浮化"的问题,基层治理提出了"下移"的主张和要求,也形成了悬浮与下移的张力。悬浮与下移包含了不同的立场和诉求,塑造了治理的结构、过程以及效能。解决悬浮与下移的紧张性既需要根据现实问题灵活地安排治理要素,也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评估其实际效能。     

“访惠聚”: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新实践北大核心CSSCI

"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是中国基层治理的新疆探索。文本在总结这一工作已经取得的有效经验基础上,结合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现实,同时认真反思"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还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今后"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重点。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公安治理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公安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政府治理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安治理关系到国家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对于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树立科学的治理理念,是推进公安治理的前提条件;人民民主是公安治理的基石;现代法治是公安治理的核心;基础治理是公安治理的着眼点和难点。     

矿权与乡村治理

中国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矿产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对实现社会良好治理至关重要。但以往矿权改革重视经济效益、资源利用、安全生产和利益分配等问题,忽视矿区农村和农民,造成矿区农民负担加重和乡村治理危机加剧。本文从矿区农村和农民利益出发,系统研究矿权与乡村治理的相关性,找到合适的产权制度和乡村治理方式,提高对政治社会风险的预见性。     

三治融合唱响乡村基层治理的协奏曲

在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各种矛盾正在逐渐凸显出来,大力推进“三治融合”,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效率也成为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乡村基层治理要找准切入点,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效能发挥,形成基层治理合力,促进乡村发展。     

基层党建破题乡村治理

近年来,在省委和徐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邳州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牢固树立抓基层打基础的鲜明导向,坚持经济发展靠党建保证、乡村治理从党建破题,持续深化村级＂四权＂建设,扎实开展＂三讲三重＂活动,聚焦村级治理,在管人、管事、管权上持续发力,基层党建工作得到全面加强。     

国内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学界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界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评价指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立论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障碍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路径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今后,学术界应加强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并注重学术互动和争鸣,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化。     

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