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村民的参与有效与有效参与——基于民主立方理论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有效需要村民的有效参与。实践观察发现,促进村民参与的制度措施未必能促进村民有效参与,即使制度保证村民能够参与有效但也不一定能实现有效参与,同时相同制度安排下有的乡村村民参与有效,而有的乡村村民参与无效。运用民主立方理论,结合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相同制度条件下村民参与实践呈现的形式和效果上的差异在于:满足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影响三方面的描述性标准只能保证村民的参与有效,而要实现村民的有效参与,还必须满足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三个评价性标准。这就解释了参与有效却无法达致有效参与的重要原因在于评价参与有效性标准的情境性:某一或所有维度上更优的参与并不必然有利于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当适合治理情境且能促进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时,即使在某一维度或所有维度上并不是更优的参与依然是有效参与。这说明主体性因素比制度性因素更重要。因而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干部容纳村民参与的意愿是影响村民参与有效性的最关键因素,同时也需要从考核制度和选任制度上激励基层干部实施参与式治理。     

社区微治理的基层逻辑与社区福利建构北大核心CSSCI

社区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交融和互动过程中推进的,其模式也必然与这个过程的特点和需要有关。社区治理的目标诉求在实践中得以更新,从早期的维持社会生活秩序、进行社会管理逐步过渡到当下的为社区居民创造多元化的福利。微治理是社会治理优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体现的是纵横网络的贯通。实践中社区微治理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逻辑方向展开,通过自下而上的居民自组织与自上而下的国家事务催生社区微组织,建构社区福利。社区党组织的建设是突破各种行政壁垒、激发社区微组织活力的关键所在,有利于促进实现以党建为引领的组织的多元整合和横向联合。     

论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面向北大核心CSSCI

城市社区空间与社区治理二者通过社区内主体的行为与活动发生勾连与互塑。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空间具有的多样性、封闭性、功能性规划和行政性分割等特点,制约着社区治理效果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空间视角与社区治理相结合是解决社区治理难题的重要路径,为更好实现社区治理,我们应在基于社区居民需求的基础上,将社区空间利用的"生活性"与"景观性"相协调;坚持社区内公共资源空间配置"可获性"与"效率性"相平衡;在社区更新"微创性"的空间改造过程中,坚守"利民性"的价值目标;为发挥社区空间的最佳功能,在对社区空间进行"功能性"规划和利用的基础上进行空间功能"扩容";为提高社区治理的精准性,在将治理技术嵌入社区空间过程中,勿忘人文情怀。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功能、困境与转型

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应遵循"多元共治"的思路,破解现阶段普遍面临的治理结构失衡、居民参与程度不高、公共服务落后、治理方式单一等困境。通过完善治理结构,促进居民参与,改善公共服务,创新治理方式等路径,推动农村社区治理转型,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     

社区权威与乡村治理

在乡村社区的权力互动中,既存在代表着国家权力的基层政权权威,也存在代表着民间权力的社区权威,两种权威体系之间的博奕决定了乡村治理的格局及走向。自古以来,两种权威体系在农村社区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权威结构与乡村治理的格局。从现实看,农村的社区权威在乡村治理中既有其积极作用,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限制其消极影响,发挥其建设性作用,是现代乡村治理中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参与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促进了乡村治理的变迁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农民政治参与制度构建与运行诸环节上的缺失与缺陷。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通过构建科学的制度体系，并付诸实践，使农民政治参与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社区治理与社会参与网络体系的构建

活跃的公民参与不仅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也是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指向。作为衡量单位制解体后社区公共空间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社会参与系数的高低决定了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因此，研究社会参与网络体系的构建对于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和促进社区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

农村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在农村的社会治理发展、演进中正在产生积极的作用。研究和分析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重视农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方式变革和完善中的重要作用,采取积极措施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和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创新,对于改善乡村的社会治理状况和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使乡村的发展陷入了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发展模式。但在农民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当前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论新时代社区治理参与机制的完善

畅通、高效的参与机制是现代化社区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区治理体系制度韧性的来源。当前社区治理参与机制仍存在社区党组织发展不充分、居民自治组织主体性偏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渠道不畅等表征。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参与机制,要激活基层党组织引领力、提升居民自治组织的自主性、增强社区治理对外部社会资源的吸纳力,逐步形成新时代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多元互动社区治理参与新格局。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研究

当前,我国相当一部分社区存在治理“行政化”的情况,导致社区治理绩效的边际递减,甚至影响社区治理相关工作的完成。推动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是解决社区治理中的行政化问题,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根本之道,而如何更好地推动社区治理的制度变革则是解决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本文在借鉴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并在S省D村进行了案例分析和应用。研究提出推动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实现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的合法性、有效性、公平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一是要从顶层设计明确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的合法性,即明确社区治理的主客体。二是要提升党建引领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即解决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角色划分。三是要以村规民约和信用制度体系等制度规则为依托,实现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公平合理性、可持续性。     

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性的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撤村并镇、宅基地置换、征地拆迁等齐头并进,广大农村面临重大转型。农民转变为居民,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农村转变为城镇,农村社区开始出现。农村社区由生产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转变,农村社区治理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城乡格局由城乡二元向城乡统筹一体转变。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频出,因而,从治理模式、公共决策、权力配置和条件保障的路径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农村社区建设村民参与现状与地方政府责任初探

农村社区建设需要村民的积极参与,但由于基层民主体制,组织及村民自身素质的阻碍,村民参与的现状不容乐观,作为党在基层各项政策执行者的地方政府应坚持并切实做好村民参与社区建设工作。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设置的困境生成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CSSCI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基本单元调整回应社会治理复杂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路径。传统的大社区论、次社区论与“扩”“缩”并进论囿于社区规模的“扩”“缩”争论,忽视了社区优化调整所面临的法律限制、治理风险、结构压力、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困境。此类困境的产生,一是因为社区的本质属性是“社”,先天具有规模上限,而社区作为“区”,又有行政属性,必然具有规模下限;二是由于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社”的建设不仅慢于“区”的建设,且二者建设标准难统一,偏好不一致;三是源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中社区自身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因此,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的合理设置需要以基层党组织规模为基础,将社区设置融入城市居住区科学规划之中,并尽量使新建社区与居民小区规模保持一致。通过政治单元、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相统一,实现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及社区增权研究——以山东省河口村为例

文章以山东省河口村的旅游开发为研究背景,分析了该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社区+公司+村民"模式,该模式凸显了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社区居民的利益,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河口村的社区参与模式保证了社区增权的实现,是一个有效的参与模式,同时,社区增权的实现也进一步推动了社区参与的纵深发展。     

集体经济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回顾及启示

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和成效受特定历史条件、政策导向的影响而呈现出差异性。回顾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历程对于新时期农村党组织村治转型具有启示意义,有助于促进乡村"善治"的实现。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基于传统治理模式现代转型的视角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在承继传统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向现代治理模式的创造性转换。在治理主体上,传统士绅向现代乡村精英转变;在治理制度上,乡规民约向村民自治章程转变;在治理观念上,儒家思想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化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进步的必然要求,又反映着传统治理模式内在合理价值的跨时空存在。     

中产阶层的公共参与度更高吗?——基于社区层面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产阶层具有良好的公共意识与丰富的社会资本,向来被认为是公共事务参与的活跃主体,但对社区场域公共事务的类别化审视发现,中产阶层的高度参与往往聚焦于维权与抗争等非常态事务,而在常态化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并不高,甚至低于底层群体。通过对两个无物业小区的比较发现,中产阶层小区的居民参与与其社会资本呈工具化的互动逻辑,展现出前后矛盾的发展轨迹,即居民自治水平的提高反而侵蚀了社区社会资本,导致自治模式难以为继,这一点与底层群体的小区情况恰好相反。参与程度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需求层次的差异,其中中产阶层对于小区治理的需求主要停留在秩序层次,而底层群体的需求则提升到了社交层次,触及了价值层次。该研究发现拓展了学术界对于中产阶层公共参与相关议题的研究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之前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