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排与个体行为:“关系”规则的存在基础

当下中国,"关系"规则是人们的行为根据,此类规范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关系"运作是人性中趋利避害本能的一种外在表现。但人性只是一种可能,是特定的文化传统铸就了"关系"运作的土壤。制度安排决定个体的行为,中国的正式控制制度不但没能有效制约"关系"规则,反而有利于"关系"运作。单位制度给"关系"运作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在整体规划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剥离还是吸纳: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关系转变

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宏观层面,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关系是一个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的变化过程;在中观层面,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从"科层管理体制"到"双重管理体制"再到"分类控制体系";在具体运作的微观层面,双方的关系是一个从"事业单位"到"挂靠单位"再到"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过程。其间,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缓慢剥离,整个变化过程的动力来源于治理主体的变化和治理技术的创新,背后的机制则是分散治理风险和降低治理成本。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力度,不仅使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而且也扩展了社会组织的作用空间。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缺乏让社会组织自主运作的动机。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坚持"治理社会"逻辑,从而遮蔽了蓝图规划中的"社会治理"逻辑。因此,珠江三角洲社会治理创新有赖于完成从"治理社会"逻辑向"社会治理"逻辑的转换。     

宗教信仰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功能机制

农村社会治理是农村社会中多种元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宗教信仰总是与社会规则、社会秩序有着紧密的联系，农村社会治理中宗教信仰有巨大的存在空间，它是维系社会秩序、提高社会交往能力、提升公共道德的重要力量。社会治理中引入宗教信仰的力量，不仅仅改变了社会结构，也使宗教信仰本身发生了变化。宗教信仰是通过特有的宗教伦理来发生作用的，这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运作具有一致性，构成了农村宗教信仰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基础。     

“善治”视角下我国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社会治理"一词首次正式出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反映出新时期党和国家在治国方略理念和思维上的重大转变。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如何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通过进一步梳理"治理"与"善治"的本质内涵,对社会治理的必然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在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最后,文章以"善治"为视角,指出在未来我国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做到:建设成熟的公民社会、建设"善治"的政府、建设"善治"的社会、完善法治和制度建设,为社会治理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政府转型、公民社会与中介组织功能定位

中国大陆作为一后发型现代化的社会,其改革开放的路径起点是：行政型国家主导。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大陆的社会形态也从整体性社会向权力分散性社会转型,政府管理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大陆政府管理转型包括结构转型、制度转型、战略转型与策略转型四方面。而政府管理转型的重点应在于：拓展有利于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空间”;加强政府同处于“国家活动范围之外”的社会公益组织,即同社会中介组织建立一种互动与合作关系。中国社会中介组织兴起对政府治理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社会资本优势的“公民社会”及社会中介组织在构筑多元主义治理结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政府管理转型过程中,社会中介组织具有治理供给、冲突缓解、张力维持与交往网络形构等重要功能。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备案制与我国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创新

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产生是伴随着单位制度解体、政府管理重心下移以及社区建设的产物。备案制是在中国社会组织双重管理的登记管理制度门槛过高,阻滞了基层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背景下应运产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困境,疏解了公民结社需求与现行制度空间狭小之间的张力,扩展了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在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实现真正突破的情况下,无疑是我国政社关系向建设型合作关系发展中的制度创新。但是这一制度并没有从根本解决社会组织发展的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在登记管理制度上取消双重管理体制,确立"备案注册、登记认可、公益认定"的三级准入和登记管理制度是备案制度发展的必然归宿。     

社会资本视阈下基于“枫桥经验”推进邻避治理研究

"枫桥经验"是新时代国家坚持发展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治理经验。"枫桥经验"蕴含并培育丰富的社会资本,后者有利于开展理性沟通、推进集体行动、提升制度绩效,是"枫桥经验"有效运行且历久弥新的重要因素。分析"枫桥经验"与社会资本的内在关系,对邻避治理具有重大启示作用。邻避治理危机实质是社会资本危机,坚持与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本秩序与社会结构中培育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公共信任、促进有效沟通,引导参与合作、拓展决策网络,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治理效能,实现邻避困境的有效治理。     

政府主导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困境及对策

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是适应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治理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重要途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过程中由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解决了诚信治理权威不足的问题,实现了基层社会的诚信治理,但也存在领导体制不完善、部门协同不顺畅、制度保障不充分及社会组织参与诚信建设力度不足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社会诚信体系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顶层设计、保障制度供给,同时加大对参与诚信体系建设的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     

标准化、自由裁量权与街头博弈:贫困治理情境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L乡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乡精准识别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情境经历了从制度情境到行为情境再到关系情境的转换。在贫困治理制度情境的嵌入过程中,国家通过技术性的标准嵌入、识别流程的无缝隙对接及对标准的监控等机制,构建了贫困治理场域的"控制权"。在贫困治理制度情境向行为情境的转换过程中,基层官僚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贫困识别在实践中呈现标准的"合法性变通"、识别流程的简化及特定贫困群体被故意"剔除"等面向,"强约束下的变通"成为精准识别政策执行中的形态。而在贫困治理关系情境的场域,基层官僚与村民通过对博弈情境的控制及"违规空间"的建构,贫困治理关系情境在实践中是一种低制度化均衡的关系。贫困治理情境路径的转换,体现了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呈现规则软化的特性,国家在贫困治理场域是以一种"有限国家"的角色存在。     

“枢纽型”社会组织:目标偏离与防范

近年来,作为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大型联合组织设置,"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在各地渐次铺开,而有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质疑和挑战也引发了各方思考。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治理困境、消解"高分化、低整合"下的社会矛盾、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网络有机整合",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当前,我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存在目标偏离现象,这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创建方式、发展阶段和多重目标平衡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无关联,亟待防范和矫治。     

“枢纽型”社会组织:目标偏离与防范

近年来,作为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大型联合组织设置,"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在各地渐次铺开,而有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质疑和挑战也引发了各方思考。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治理困境、消解"高分化、低整合"下的社会矛盾、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网络有机整合",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当前,我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存在目标偏离现象,这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创建方式、发展阶段和多重目标平衡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无关联,亟待防范和矫治。     

后单位社会民生建设中的国家责任机制分析——以辽宁省棚户区改造为研究个案

以棚户区改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生建设构筑了中国后单位社会国家责任表现形式，构成了民生工程研究的“中国寓意”。单位社会中政府对社会空间的长期高度控制、民众的单位倚赖心理长期浸淫和资源国家独控等赋予国家提供保护的责任。相对于单位社会，后单位社会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逐渐成为社会关系的协调机制，功利化原则成为个人利益关系协调的经济文化基础；（2）单位人的社会理性正在增加，功利化的个人利益关系网络形成改变了单位社会的社会基础；（3）随着单位制的逐渐消解，以社会或社区为主要生活场域时代的来临。而与此相关的是整个社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逻辑也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集团收益效应正在公共事务管理和棚户区居民利益自我维护上发挥作用。在实然意义上棚户区居民的社会地位底层化、个体化和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功利化是后单位社会民众利益寻求国家保护的社会基础。后单位社会是市场转型的直接后果。市场转型直接导致中国社会资源配置逻辑的变换。对于棚户区改造中社会资源的国家主导配置而言，它实际上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国家保护的动力、能力、合力和激励功能，其机制从棚户区改造本身的意义来看体现为国家的回归，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空间、制度与治理:两岸三地城市商品房社区治理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商品房社区广泛扩展,其建设与治理的模式承袭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部分基因"。社区是时间、空间、人群与制度交汇的产物,商品房社区的典型特征是空间与服务的"二次商品化"。既往的研究缺乏对这两个环节的"贯通式"制度研究,本文引入空间和制度的视角,对两岸三地的商品房社区治理展开全过程比较。研究发现,制度在商品房社区"二次商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刚性约束作用。"空间商品化"环节的"制度失准"埋下了后期治理的隐患,"服务商品化"环节对权责配置的"制度模糊"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贯穿其中的是对权利关系的规范失调。具体而言,与港台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商品房社区的土地出让规模、人口体量偏大,造成了后期治理中的业主组织和动员难题;由于缺乏对市场组织、业主组织的监督条款,且采取"积极多数决"的决策手段,造成了业主群体的服务选择难题。由此观之,找准时空坐标,贯通"空间生产-后期治理"全过程,完善制度设计,调整和规范"二次商品化"中的权利关系,是推动商品房社区治理的必要条件。     

加强制度建设 从源头上保障社会公正——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度反腐”的哲学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制度反腐"做了科学部署,确定以制度建设为抓手规范各方面的权力运作,目的就是促进社会公正,推动国家治理向着更加科学、民主、透明的方向发展。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安定团结,有着重要的意义。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