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精准扶贫:自我发展能力与资金运营责任落实

中国的扶贫标准比较低,但这次精准扶贫的意义重大,它为下一轮难度更大的扶贫攻坚探寻可操作的模式与积累经验。贫困户的资源禀赋条件局限和中国较低的贫困线标准决定了,要以提高贫困户的劳动参与率为中心来进行精准扶贫。目前地方政府普遍采取的四种产业精准扶贫微观操作模式,必须要严格把好资金运营的责任落实,因为这关系到精准扶贫效果的可持续问题。2020年之后的反贫困关键点将转变为权利-能力建设。     

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对策——以湖南省龙山县补洲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本文以湖南省龙山县补洲村为例,总结了精准扶贫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即精准识别缺乏多维标准、精准扶持难以达到贫困户受益最大化、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机制不健全。对此,应从改进精准识别标准,完善建档立卡机制;健全精准管理和目标考核机制;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探索贫困地区的受益机制三个方面加以完善,以保证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     

精准扶贫的运行过程与“内卷化”困境——以湖北省W村的扶贫工作为例

以湖北省E州W村的精准扶贫为例,考察精准扶贫的运作过程及存在的困境。在精准扶贫中,"贫困村""贫困户"的认定和识别存在很大偏误,没有准确把握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问题,扶贫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陷入"内卷化"困境。正确把握发展型扶贫与保障型扶贫之间的平衡点,是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进精准扶贫效果,需要从准确认识当前我国贫困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入手,以此为基础正确把握特定地区致贫的主要问题,重视完善个体性保障体系的治理机制和公共性保障体系的资源配置模式,提升精准扶贫的实际效果。     

农村精准扶贫:理论基础、多维约束及路径选择——基于四川省南溪区的调查研究

精准扶贫是针对以往粗放式扶贫而提出的一种精准到人到户的新的扶贫模式,是有效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宜宾市南溪区通过发放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详细收集、了解贫困村、贫困户的实际情况,探索了一条南溪精准扶贫路径:激发自主脱贫新动力,探索产业致富新模式,构建统筹联动新体系,健全常态长效新机制。     

政府治理下的精准扶贫:机理、模式与挑战

政府治理下精准扶贫的基本思路是"绣花"功夫与"组合拳"并用。"绣花"功夫是通过对贫困户建档立卡来识别贫困的最重要途径;"组合拳"是通过精准扶贫的"输血"模式与"造血"模式相结合,以完成中央制定的2020年我国全面脱贫摘帽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央通过"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和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等五种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来实现脱贫摘帽的目标。在这五种基本模式基础上,地方又衍生与创新出一些新的精准扶贫模式,包括党建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健康扶贫和旅游扶贫等。扶贫模式的地方创新,丰富了实现脱贫摘帽的手段。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局部问题与挑战,这需要政府发挥治理和扶贫的主导作用,转换精准扶贫思维,为最终实现全面脱贫摘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可行能力与精准扶贫:一个分析框架

收入标准长期以来是我国制定和执行贫困政策的依据,然而在精准扶贫中,不论是对真实贫困情况的反映,还是有效推进扶贫政策的执行,单维的收入标准均已不能完全胜任精准扶贫的要求.可行能力标准作为收入标准的拓展和补充,与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的内核高度契合,注重衡量多维贫困及长效帮扶机制,从而提升扶贫对象的可行能力.     

和政县三合镇“精准扶贫”村民满意度调查研究

贫困问题成为影响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短板,为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人民贫困状况,找准贫困地区、贫困人民致贫根源,国家在长期以来扶贫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政策,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旨在从根源上治贫,改善贫困人民生活状况。本文从村民满意度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和政县三合镇贫困户的问卷调查分析得出:当地精准扶贫村民满意度较高,影响满意度水平的因素主要为个人对政策的受益及获得感和政策实施中的客观因素;扶贫工作也存在部分不足。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提高政策的村民满意度提出以下建议:扶贫项目"强优扶弱";扶贫措施"因地制宜"。     

精准治理的前提是因地制宜——精准扶贫中的四个案例

本文以精准扶贫实践案例为基础,讨论了精准治理与因地制宜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精准扶贫实践来看,在广大的非贫困地区,解决贫困户帮扶的最佳措施是采用普惠的特困救助和低保政策,而不是套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因为误用精准扶贫政策,导致非贫困地区扶贫的大量治理资源的浪费。精准治理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只有标准化才能进行自上而下的督查评估,另一方面只有因地制宜才可能精准治理,而标准化和因地制宜是不可兼得的。这个意义上,在非贫困地区误用强调标准化的精准扶贫政策,必然造成治理绩效的损失。     

“精准扶贫”不能“扶”掉子女赡养责任

正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笔者注意到有这样一个现象,极少数贫困家庭的户口上只剩下两个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当问及知情人其家庭情况时,回答是:分家了,几个儿子都是做生意的,城里买了房子,有钱。几个儿子都有钱,为何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家还是贫困户?知情人透露说,分家后可享受低保兜底等精准扶贫政策。他们村上识别精准扶贫对象时,是按照户籍为单位确定的,只要子女不在户籍上,家庭收入就不计算在内,分家后的老人家自然就是"贫困户"了。     

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中的贫困户隐私保护问题研究

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通过提供有效的决策分析工具、致贫原因精准分析、精确定位贫困户、扶贫过程动态监控与管理以及数据挖掘释放信息潜在价值等方式,助力精准扶贫,然而在贫困认定、政务公开、信息共享等过程中却出现贫困户个人信息泄露现象,这既是对贫困户人格和尊严的不尊重,也是对其隐私权的侵犯并造成严重的精神和心理伤害,给脱贫攻坚工作带来负能量,削弱了脱贫内生动力。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升贫困户幸福指数需要从保护贫困户隐私开始,通过强化个人隐私保护意识、出台隐私保护法、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技术安全保障等措施,有助于贫困户个人隐私保护。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村民参与的困境及其突破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加强村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在精准识别中加强村民参与能提高贫困户识别的精准度;在精准帮扶中加强村民参与能提高村民在扶贫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精准管理中加强村民参与能提高其对扶贫工作的监督力度。然而,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村民参与却存在着许多困境,如村民参与在精准识别中存在不足、村民参与在精准帮扶中被弱化、村民参与在精准管理中被排斥等。为大力发挥村民参与在精准扶贫中的积极功能,应提高精准识别中村民参与的地位、强化精准帮扶中村民参与的功能、满足精准管理中村民参与的要求,以最终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正>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但成败系于基层治理水平。由此可见,贫困地区的基层治理水平将决定我们能否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而基层的治理能否在法治的轨道下进行更是决定了基层治理水平的高低。一、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我国传统的扶贫工作机制存在诸多问题,诸如贫困群众详情不够明确,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一方面,在贫困户识别中存在着贫困状况评     

“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电商扶贫实施路径探讨

农村电商扶贫具有增收、节支以及提能的扶贫效应。然而,电子商务的扶贫之路还处于摸索阶段,无论是相关研究,还是实践经验都还相对欠缺。本文从农村电商扶贫面临的难题着手,通过分析总结目前国内典型的电商扶贫模式及相关经验,认为我国电商扶贫的可能性路径有:"贫困户+电子商务""贫困户+帮扶主体+电子商务""贫困户+合作社+电子商务""贫困户+龙头企业+电子商务""贫困户+电商环境"等。     

精准扶贫核心理念厘清——兼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

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拔寨期,基于对过去开发式扶贫的反思,"精准扶贫"提出重要的工作机制是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实践上,这一机制存在着诸如扶贫资金有限、贫困户参与不足、帮扶政策失时、帮扶工作队驻村不够等等多方面的困境,其核心问题是理念不清,即在扶贫开发实践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影响扶贫开发实效的、具有偏颇性的、需要厘清的理念问题,只有摆脱这些认识误区,才能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的互动及协同推进析论

农村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由传统的各自单线发展到当前的协同推进,是两者关系演变的基本规律,其原因在于两者能够在同一时空领域内发挥优势叠加和互补功能,即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党建与扶贫协同推进。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党支部+结对帮扶""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X+贫困户"等多种形式。新时代需实现农村基层党建的目标与精准扶贫目标的有机结合,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制度落实与贫困户的利益保障有机结合,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与扶贫干部选拔工作有机结合,以及农村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与贫困群众精神脱贫的有机结合,由此更好地深化两者的协同推进与发展。     

村庄权力结构视角下的精准扶贫

随着精准扶贫到村到户,治理权力的下放,虽然瞄准的区域更小,然而,在"熟人社会""关系社会"中,村庄内部精准扶贫的整个过程,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到精准管理,其实都是在村庄权力结构的影响下进行的,受到体制内的村两委以及体制外的家族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普通群众的干扰,真正的贫困户受益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精准扶贫的成效,使村庄内部分化更严重。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贫困户精准识别“回头看”——基于江西省Y镇的考察

贫困户精准识别"回头看"政策具有双重属性:目标的确定性和效果的不确定性。目标是确定的,将未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农户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而政策执行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权威等扶贫资源在政策内外在因素之间的配置影响着执行结果。短期来看,有限的扶贫资源投入到政策内在因素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结果的确定性。而长期来看,充足的扶贫资源投入到外在因素中是实现精准识别的关键。     

能力、权利、制度:精准脱贫战略的三维实现机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明确提出了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转变的战略规划。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所涉及的内容和价值却有很大的区别。精准扶贫强调的是发挥扶贫主体的作用,通过扶贫主体帮扶贫困者脱贫,而精准脱贫意在通过一系列的脱贫机制使贫困者具有自主脱贫的能力。可以说,精准扶贫是精准脱贫的铺垫和前奏,精准脱贫是精准扶贫的导向和升华,二者结合构成了当下中国整个扶贫议程的基本内容。本文意在揭示贫困的本质根源基础上,着重探讨精准脱贫战略的实现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否真正实现精准脱贫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仅仅以数字表达的种种脱贫指标,而在于能否建立健全体现精准脱贫战略精神的具体实现机制,只有科学构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能力脱贫、权利脱贫、制度脱贫的三维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精准脱贫的战略目标,进而实现社会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扶贫驻村干部在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中的作用

扶贫驻村干部不仅能够有效落实精准扶贫政策,而且在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扶贫驻村干部能够切实展现新时期共产党员先锋特质、创新基层治理形式、推动农村民主化进程、增加贫困户经济收入等方面。今后要进一步发挥驻村干部在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提升中的作用,可以从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扶贫政策精准供给、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着手。     

提升可行能力:精准扶贫的政治哲学基础分析

精准扶贫是我国的新型扶贫理念与扶贫方式,旨在彻底解决我国仍处于贫困中的7 000多万人口的脱贫问题。然而,没有理论支撑的扶贫工作只会成为最一般的救济,而且缺乏相应理论指导的扶贫政策也存在政策扭曲的风险。以政治哲学的视角探寻精准扶贫的理论预设、理论逻辑并进行相关梳理,可以明确精准扶贫必须最终落实到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上,从而使精准扶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得到进一步彰显,更好地推动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帮助和促进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脱贫,进而使我国广大民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