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中应然与实然的博弈——兼评“两高”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

立法权的过度让与、司法权的就地膨胀,司法解释突破立法权限现象已非个例。基于严厉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和受贿罪传统犯罪构成间的冲突、博弈,近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第2款关于"为他人谋利前的数额一并计入受贿罪数额"的规定有突破立法权限之嫌。在理性的立法层面,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提倡立法权的回归;在当前司法实践层面,应当严格适用司法解释第15条之规定,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更多地应用出罪机制。     

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域外经验与我国的未来调适方向

目前,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存在罪名体系滞后、法网疏漏和入罪门槛过高等立法弊端,不利于保护法益和打击犯罪。借鉴域外刑事立法经验,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未来调适方向既要注重严密刑事法网,又要注重刑罚缓和。具体而言,应以行为为中心构筑我国贿赂犯罪罪名体系,调适贿赂犯罪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增设"收受礼金罪",逐步走向废止贿赂犯罪死刑的征途。     

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适用探讨

在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刑事政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主要适用于法益不明的犯罪和恶性轻微的犯罪.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包括全部非犯罪化和部分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不同,其适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论“以人为本”与我国刑事法治

随着世界范围内人权保护的勃兴,刑事法治越来越受到重视.刑事法治是法治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实现,其核心是限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标志为罪刑法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我国正在推进刑事法治建设,以"以人为本"的标准来看,我国刑事法治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因此,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是我国走向刑事法治道路的理性选择.     

论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取消

当前刑法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不仅难以适应新形式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反而极大地削弱了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本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结合刑法理论,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论证应从现行刑法第385条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匡刑事立法和司法

期待可能性理论对刑事立法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刑事立法应当融入伦理价值判断，应当关注弱势群体方面。在具体的立法设置上，不宜在刑法总则中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可以在分则中就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规定。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主要体现是，要求法官应当具备衡平观念，在案件的具体裁判中倾注道德判断。     

关于罪名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

本文结合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际情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罪名的概念、功能、分类、立法模式、层次以及罪名的结构等6大问题,并就我国刑事法律中罪名的立法模式及种类选择提出了建议。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的立法完善

完善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性。建议制定我国《反腐败法》法典,在国内法的宏观层面规定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并在宏观层面完善我国反腐败的其他机制;建议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实体规范,严密法网,具体包括扩大腐败犯罪的主体范围、完善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进一步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设置更为严格的死刑量刑标准,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在法律上废除对腐败行为适用死刑;建议在程序法方面完善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的程序机制,具体包括建立刑事缺席审判机制、完善我国的引渡制度、完善腐败所得追回与赃款的分割制度、确立资产追回程序中的推定制度、建立我国反腐败的民事诉讼机制。     

民国时期我国刑事司法状况探析

刑事法治的实现不仅要有优良的法典,而且也要有稳定、客观、公正的司法适用.民国时期,虽然效仿西方制定了优良的法典,但由于受超前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环境的缺失、司法体系不完备、法学教育不发达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制定出来的法典并没有很好地被适用,进而也没能起到改造社会、塑造社会的作用.     

美国刑法防卫人身的成立要件及启示——基于50个州刑事立法的考察

我国刑法将防卫人身与防卫财产规定于同一条款,司法实践也未发展出区分防卫人身法益和财产法益的裁判规则。美国刑法中,防卫人身是防卫抗辩体系中基础、核心的类型,其又分为自我防卫和为他人防卫。自我防卫人身成立要件包括非法武力的存在、使用武力的时间、使用武力的限度、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合理)相信的心理。为他人防卫的与自我防卫成立要件相似,其特殊点在于"他人"的范围和第三人客观的防卫权。美国刑事立法中正当防卫的类型化、偏主观的认定进路、防卫权本位的观念值得我国部分借鉴。     

我国古代“恤幼”思想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启示

中国古代深受儒家人本思想影响,"恤幼"思想就是表现之一。"恤幼"思想认为国家、社会和长者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的特别宽容,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在刑事处遇上主张对少年给以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制定和完善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我国民事推定类型优化初探

我国民事推定规则可以根据"条件—强制性—效果"这一综合角度分为三大类七小类,不同种类的推定在证明偏向度、立法表述难易程度、执法准确性程度上有差别。既定的具体推定规则需要根据其实践效果进行类型优化。在我国民事推定立法中,医疗损害赔偿中的过错推定、虚假陈述损害赔偿中的过错推定、医疗证明妨碍效果推定这三个规则已经实现了类型优化,而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直接推定、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等规则的类型亟需优化。     

简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困境及出路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立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立法者已经意识到证人出庭对于案件的审理以及确保判决公正性方面的重要性。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关系到司法公正,是现代庭审制度的改革需要。由于立法和司法上的原因,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仍存在不足,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制约我国庭审改革的瓶颈。规范我国刑事证人作证的立法,完善相关配套细则,应是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的有效途径。     

论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的废止及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构建

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的设置是基于兼顾司法成本与效率的考虑,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并未发挥立法的预期作用,因而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出现了完善论与废止论两种不同观点。完善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不论是从立法理由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还是从"破窗理论"来看,特别自首制度都不应继续存在。当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被彻底废止之后,可以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置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相对于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而言存在诸多优势,它能够更好地解决贿赂案件办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从起步到较为全面展开仅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与此同时,作为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也理应得到迅速发展。从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角度出发,探索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上的运用,以期构建适合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刑事政策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影响

随着信息网络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刑法在面对复杂的犯罪类型时稍显无力,刑事政策开始不断地侵入刑罚体系。刑事政策是刑法规范与现实状况连接的桥梁,在规范判断中增加了事实判断,以解决刑法面对现实风险的困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新型犯罪的典型,刑事政策从立法层面可为应保护法益选择提供指导,从司法层面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提供价值引导。     

港澳与内地贿赂犯罪的法律差异

香港、澳门和中国内地都分别制定了惩治贿赂犯罪的法律。从刑事立法方面看 ,香港现行的惩治贿赂犯罪法律有 :《防止贿赂条例》( 1971年 )、《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195 5年 )、《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 1974年 )。澳门现行的惩治贿赂犯罪法律有 :《澳门刑法典》( 1996年 )、《澳门刑事诉讼法典》( 1997年 )、《贿赂处分制度》( 1987年 )、《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公署条例》( 1990年 )。内地现行的立法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997年 ) (以下简称《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1996年 ) (以下简称《刑事…     

论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限度

刑法早期介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使金融犯罪圈不断扩大,也带来了诸如金融行政法律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结构性失衡、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刑事立法的确定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司法适用中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难以把握等难题。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应当保持合理限度,从而在保障金融安全与促进金融效益中寻求平衡。在立法方面,应当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并坚持刑法谦抑性,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边界;在司法适用方面,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制约,合理并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从而确保立法扩张下的限缩适用。     

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及其防治策略

近些年来,发生在医疗领域的腐败现象——医疗商业贿赂犯罪,是一种具有动态意义的新型经济犯罪活动,其触角逐步伸入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的采购、使用、管理等要害部门、关键岗位与核心环节,并呈现一系列动态变化特点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质。医疗商贿犯罪具有群罪属性,涉及多种犯罪,在对此类犯罪司法认定时应明确其构成要件、考量相关因素,做到案件查办定性准确、法律适用正确得当。唯有从宏观上整体把握此类犯罪动态特点、社会危害及其构成要件,方能彻底认清此类犯罪的本质和滋生土壤条件,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防治策略,切实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积极推动医疗行业反腐倡廉建设,有力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论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

腐败行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努力不懈,但目前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上呈现出前置性法律阙如、刑事法网粗疏、司法认定过宽等问题。为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制定合理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完善立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的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兼顾情节;建立前提性的反腐败法律机制,使之与刑法规则一起构筑一道反腐败的防线;通过司法严格控制腐败,严厉入罪,避免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变相的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