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金融欺诈惩治与防范”研讨会

近期,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上海市金融纪工委、上海市立法研究所共同召开了"新形势下金融欺诈惩治与防范"研讨会。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各会员代表单位,市人大、市政府、市司法机关等单位领导及部门负责人、沪上金融机构代表、研究机构及高等院校专家学者参与本会,并就主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入研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金融业务的迅速发展,金融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并影响了金融业的发展及金融消费者的合法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事权划分问题——以《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草案)》为切入点

上海如何将"先行先试"的目标落实到金融创新中,明晰中央和上海金融事权的划分问题是基础。国家政策与上海地方条例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具体的工作只能由地方条例来贯彻,否则只会让中央的监管流于形式。     

“协力”改制:新的组织形式促进新发展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特殊的普通合伙制改制揭牌仪式暨上海文化金融法律论坛”侧记

2011年12月8日,"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特殊的普通合伙制改制揭牌仪式暨上海文化金融法律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活动期间,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副司长达瓦和上海市司法局党组副书记李和平为新"协力"揭牌;来自企业界、金融界和文化部门的嘉宾围绕"上海文化及金融法律的创新与发展、新形势下知识产权和金融法律如何更好地结合并服务于文化产业"等话题,畅所欲言,引发了与会者的广泛共鸣和热烈     

两岸金融监督管理合作之若干法律问题

自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在2009年4月26日于南京举行会谈,并签署"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后,两岸金融合作即进入了实质性之阶段.该"协议"开宗明义即指出系就"两岸金融监督管理"与"货币管理"合作事宜,经平等协商,所达成之协议.由此可见两岸金融监督管理之合作实为两岸金融合作之第一要务.     

金融多样性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家精神

金融多样性会提高个体创业获取资金的可能性,对创业活动具有关键作用。以2006年、2008年和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金融多样性对于个人创业活动的影响,可以发现中国金融多样性的上升显著提升了个人创业的概率。同时,金融规模扩张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进一步分地区研究还发现,金融结构的优化可能远比金融规模的扩张更为重要。     

台湾地区民间金融问题与法律规制研究

台湾地区民间金融活动由来已久,在正规金融体系尚未健全时期,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而目前,民间金融活动以私人间的"合会"最为普遍与兴盛。由于缺乏法律规制,它也引发了经济、政治及社会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尤其是一旦出现经济不景气、失业频增、纠纷频发等因素,就容易发生倒会事件,进而危及个人和家庭,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台湾于2000年5月5日将"合会"纳入"民法"债篇加以规范,这对于维护民间金融秩序和保障私人权益有很大的帮助。研究台湾地区合会的起源、相关争议问题及法律制度,将会给日益严重的我国民间金融问题提供一个解决的思路。     

虹口法院:能动司法护航金融发展

近年来,上海市虹口区积极响应中央关于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战略部署,着力打造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高端金融企业集聚区域。对此,虹口区人民法院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切实履行审判职能,积极创新参与社会管理,不仅做好与相关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络,而且统筹协调相关案件的处理和风险问题防范,着力规范和保障金融业的健康稳定发展。送法金融,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今天虹口法院发布审判白皮书,对近3年来金融案件的审判、执行情况、存在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梳理和解析,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提示风险,并提出对策建议,这将引导金融机构不     

开放与安全:金融安全审查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我国金融业正在实行史无前例的全市场开放,金融安全成为关系国家经济安全以至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关注点。在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与金融开放现实不匹配、金融安全审查机制缺位的现实中,我们必须创新性地将金融开放的政策逻辑转化为系统性立法模式,通过金融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增强制度竞争能力;通过紧实"防护网"与筑实"防护墙"的"靶向"定位与"点域"安全防范措施,抵御金融外部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侵蚀;通过双机制的职权定位与监管衔接,保障金融安全审查机制的有效运行,以确保金融开放背景下的国家金融安全。     

论互联网金融监管

互联网金融是最近一年兴起的新生事物。虽然其本质并未脱离金融的概念,但是在对其进行监管时,"金融特许制"和"强制信息披露"这两大传统的监管工具却可能因为"着力点"不准,而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此外,互联网金融引发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以及对金融产品的重新整合和创新,将导致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出现结构错位的问题,削弱监管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有鉴于此,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征,应当对当前监管机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发展中的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

在金融特许制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得到法律界认同。我们应避免仅从宏观金融政策的角度进行"刑事违法性"评估,防止"金融准入型"罪名的扩大适用,着力从"反欺诈"的角度防范与惩治互联网金融犯罪。     

论发展中国家金融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金融现代化主要应该是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现代化,包括"外源性现代化"和"混合性现代化".金融现代化研究应该超越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视野.金融现代化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应该是金融体系运作的市场化.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现代化还有赖于金融运作的国际协调.     

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为视角

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美国、英国、欧盟等相继进行金融改革,制定金融法案,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作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研究的逻辑起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也因此倍受关注。本文将从法律概念的基本理论出发,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为视角,结合世界各国法律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指出目前我国金融法学者对这一概念阐释的不足,进而提出对"金融消费者"的见解。     

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四次获荣誉称号

9月9日,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改选产生第四届理事会,由倪维尧续任会长。自1995年以来,该研究会围绕上海金融法制发展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情况,紧密依靠金融机构和司法部门的力量,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活动,并与上海市人大立法研究所、复旦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等将研究成果加以     

申城共商金融风险防范

为了惩治与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增强金融行业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由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和上海立法研究所主办的"惩治与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5日在沪召开。来自上海金融界的实务工作者、部分大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法治监管——互联网金融要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2013年是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一年。互联网金融从思维方式、商业形态到经营模式和技术手段，与传统金融有显着的不同。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不仅对传统金融提出了挑战，也向现行制度开出了问卷。今年以来，中国监管部门、司法部门和法学界的人士，就互联网金融有关法律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如果说2013年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元年，那么，2014年就是中国互联网金融法治的元年。     

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监管改革方案及其启示

2009年6月18日,美国政府发布题为"金融规制改革:新基石"的金融改革方案,2009年7月22日,美国政府向美国国会递交"2009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议案,对前者进行补充和完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改革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建立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体系,加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提高国际监管标准和加强国际合作.美国的金融改革方案对我国银行监管、金融市场监管、金融创新及消费者保护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上海金融法院首案:贷款机构有义务向金融消费者披露实际利率

2021年1月4日,上海金融法院首次适用民法典二审审结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判决贷款机构在贷款合同中负有明确披露实际利率的义务,因贷款机构未披露实际利率而收取的超过合同约定利率的部分利息应予返还。     

法学教授热议北京金融法院成立

3月18日上午,北京金融法院正式成立,这是继上海金融法院成立后,全国第二家金融审判专门法院。北京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对服务保障国家金融战略实施、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北京金融法院的成立,也引发了学界热议。今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的三位教授,他们高度评价了北京金融法院设立的意义,并表达了对未来金融审判发展的期许。     

上海金融犯罪与金融风险研究

上海金融犯罪案件逐步递增,呈持续高发状,它的犯罪主体与犯罪手段多维状,它的危害性不断深化并呈持续延伸状。以结算工具、支付手段为载体的金融诈骗犯罪不会减少。以网络犯罪形式的金融犯罪将逐渐出现,但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和从业素质与发展需求缺乏共时性。上海金融业发展迅速,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形成,而且内外资金融机构日渐增多,金融业合作经营趋势增强,但对金融风险的防控必须保持优惠意识,如疏必危。因此对金融风险对策必须持续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增强金融监管效率,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多行业、多层次金融预警体系。     

论金融犯罪资格刑的设置——以改变金融犯罪刑事政策为视角

从规制金融犯罪初期至今,我国金融犯罪刑事政策基本保持"多罪化"和"重刑化"的定位。这一刑事政策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防控金融犯罪效果不佳。应结合金融犯罪的特点,改变"重刑化"的刑事政策,设置更具有针对性的资格刑。我国刑法的资格刑原本就存在不足,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内容和适用方式不尽合理,缺少单位资格刑,建议充实资格刑的内容,完善资格刑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