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探析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长期的对日外交实践中,他提出了“两个区分”、“关键是要和平共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等指导思想。中日关系遭岸信介破坏后,为修复民间外交并推进向官方外交过渡,他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恢复邦交后,他又及时提出“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官民并举、以官带民”等方针,坚持两条腿走路。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提出及实践,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民间外交对妇女组织发展的影响

本文以改革开放时期妇女组织的民间外交为切入点,通过回顾妇女组织参与民间外交的过程,探讨妇女组织如何通过参与民间外交获得发展的契机、资源和空间。文章认为,随着妇女组织的发展,妇女组织民间外交的参与主体和形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此过程中,妇女组织在组织理念、资金来源、能力建设、议题拓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变化。     

民间商会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

民间商会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商会先发地区的经验为我们改善民间商会在地方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借鉴。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民间商会自身的素质,加快制定商会法,努力形成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欧美智库与民间外交

<正>国际社会一些人与国人对于中国崛起及其影响的认知感受的差异,向民间外交工作提出了挑战。由于欧美智库对社会舆论和民意的影响力,多做他们工作有助于外部世界全面客观看待中国。欧美国家智库在内外决策和舆论等方面的影响大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又说思想库(Think     

民间网络外交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民间网络外交是信息时代发生在外交领域的重大革命,具有自由性、平等性、个体性、即时性、廉价性与便捷性等特点。中国民间网络外交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通过论坛、网络签名、创办网站等形式开展,但在实践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中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大力发展网络民间外交。     

公共外交：中国公民向＂世界公民＂的身份转变

从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中国外交的重要特色就是政府外交与人民外交的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时,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几乎同步开始运行。中日建交的历史进程中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和中美建交前的“兵乓外交”,都是民间外交发挥重要作用的典型案例。在1957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中国的整体外交有过界定,即“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我国的民间外交在各历史时期都取得了记入史册的成就。     

增进人民友谊 维护世界和平——摘自陈昊苏《民间外交论》

我们讲的民间外交,是指区别于官方外交的民间国际交往。翻译成外文,通常用人民对人民的外交(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y),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意思还不完整。在中文里"民间"的含义是与官方并列而在官方之外,因此就本来的意义而言,民间外交是一种非官方的外交。     

中国能源外交与地缘政治——以石油为例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已受到了能源瓶颈的制约,能源安全日益突出。为了积极应对,中国开始关注与能源相关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动,在双边乃至多边关系中突出以能源合作为特色的“能源外交”。虽然中国在开展能源外交时有其潜在优势,但也面临着挑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重塑形象为中心,以对能源地缘政治和相互依赖的认知与实践为两个基本点来构建中国能源外交战略,积极推动在互利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国际能源合作。     

广西与东南亚民间外交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中国-东南亚民间高端对话会选择在广西南宁举办,地点选对了。＂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农立夫说,广西跟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距离很近,广西与东南亚民间外交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民间维权与政府参与

在制度环境未能改善的情况下,没有政府主动参与,民间维权注定带有根本局限性。 一是维权成本极高,有时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众眼球。二是结果高度不确定,维权成功都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     

“第三力量”填充政府和市场缺位——评卢咏《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

<正>1830年,法国政治思想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来到建国不久的美国考察时,对这片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他激情洋溢地肯定了美国人多种多样的民间组织。180多年过去了,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种私营的、由民间力量组成的非营利部门(第三部门)在当下依然是美国生活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旅美青年学者卢咏在美国多个非政府组织工作近十年,作为这个领域的亲身体验者和研究者,她在《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     

华侨华人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探析——以巴西浙商为例

巴西作为南美第一大国,与中国在政治与经济上有着较大互补性,合作前景非常广阔。但因地理遥远,中国对巴西的了解十分匮乏。且巴西长期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无论是精英抑或民间受美国影响十分明显。中国对巴西外交有时感觉力所不逮,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就不愠不火。而良好的中巴外交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和战略支持,还能带动中国与南美洲各国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它还会影响到中国对台战略。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对巴西的外交力度,拓宽对巴西的外交层面,形塑中国与巴西持续的友好合作关系。由此,借助巴西华商群体的力量推展公共外交实有必要。其中,在巴西社会有着持久影响力的浙江籍华商,更是责无旁贷。他们长期以来为巴西经济、文化作出了较大贡献,也累积了丰厚的社会优势资源,但也积淀了一定的负面要素。因而,需要扬长避短,采取一些改善措施,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协助中国对巴西公共外交。     

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关于整合统战资源拓展民间外交新空间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参与解决全球问题能力提升,但却遭到少数一些国家的曲解和误读,要改变这种状况,在加强政府外交的同时,充分发挥民间外交在促进交流、消除误解、加强合作等方面统一战线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一、发挥民企走出去作用搭建民间交流合作平台     

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公民社会的功能探析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内在地要求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共谋合作,逻辑地体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彼此回应。因此,公民社会的健全与否,其功能的强与弱影响着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质量。而我国的社会是政府主导型的依附性社会,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我们要积极寻找完善公民社会的对策,强化公民社会的建设,使其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发挥应有功能。     

民间标会的异化演变及政府规制路径思考——以"宁德会案"为例

标会是以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民间互助金融形式。作为一种地方性非正规金融标会有储蓄生息和资金筹措的双重功能,但风险性强。近年来,福建宁德的投机性标会日趋增多,"倒会"风潮给当地的社会稳定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现行的民间标会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尽管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有效抑制了因民间标会引发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高发态势,对民间标会还需进一步强化政府规制,应以风险防控为主线,将事前预防和约束、事中引导与规范、事后惩罚和处置相结合,使民间标会在互助、合法、低风险等前提下运行和发展。     

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

在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的关系中,一方面,积极的社会资本能促进政府绩效的改善,而消极的社会资本则与好政府有着负相关。另一方面,政府制定并切实执行良好的正式制度所表现出来的高水平绩效能促进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因此,高存量的社会资本和高水平的政府绩效是政府与社会有效合作良性互动的结果。     

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融资探析——以山东西部城市菏泽为例

近年来,民间融资逐渐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工商业活动中一项重要的融资方式和筹资手段,它的兴起有着时代的经济社会背景,同时也对当地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规范民间融资的对策和建议。     

台湾民间的“省籍—族群”和解运动——以《面对族群与未来——来自民间的对话》为例

台湾的"省籍-族群"矛盾和冲突,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显著,其脉络是在政治本土化过程中显示与发展的,特别是在选举时刻,为政治所利用.愈演愈烈的"省籍-族群"矛盾和冲突撕裂了台湾社会,民众对此已有不满.台湾民间的一些公民社会团体和学者,开始尝试开展民间的渠道,以相互了解、沟通与理解的方式去推动和解之路,治疗台湾社会为"省籍-族群"政治动员所撕裂的伤痛.这对于两岸交流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也不无启示意义.     

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意识内在关联的实证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本文以南京市为个案,通过交互分析、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对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状况与公民参与意识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与公民参与意识之间有密切关联且呈正相关关系;在各背景变量中,年龄、收入、文化程度、职业与政治面貌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从而提高公民参与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社会治理视域中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问题研究——以广东为例

广东民间信仰富有浓郁的"山水兼具、农商并重"之岭南特色,有着"毗邻港澳、隔海相望东南亚"的地理优势,与港澳台地区的民间交流频繁,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传播广泛、影响深远。民间信仰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宗教形态",是中国多元和谐型宗教文化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从社会治理理论入手,以广东民间信仰现状调查为中心,剖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在此基础上,通过比对福建、湖南、浙江等地的不同管理模式,结合广东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试点佛山市的经验,尝试提出创新社会治理语境下加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的几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