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

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结构，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深刻分析中央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历史成因及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既要下放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又要加强和维护中央权威；兼顾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作主导；中央与地方问的权力结构调整必须与其他改革措施特别是党政分开配套进行等重要思想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对中央-地方力量格局的再探讨——基于权力手段与权力类型的分析

中央-地方关系历来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研究都从“分权”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导致了中央权力弱化，并将再集权作为加强中央控制力的必然选择。但是，不论是在分权或是再集权下，地方主义导致中央政策无法顺利执行的现象都是长期存在的，这就需要对中央权力弱化的原因做进一步挖掘。本文运用罗伯特·达尔的权力理论，指出“集权-分权”视角的缺陷在于将“权力基础”错误地当作买际权力，而要深入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同时，本文还结合迈克尔·曼关于强制性权力和建制性权力的界定，以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对于国家能力的影响．认为“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以及这些“权力手段”会带来什么类型的权力。     

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监管权的配置

本文探讨了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监管权的配置问题 ,提出监管权的配置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 :政策部门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 ;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 ;监管机构与反垄断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 ;中央监管机构与地方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文章集中对前三个方面的权力配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和设想     

三元权力结构中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中央政府1998年机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近的全国十届人大又出新举措,对国务院机构进行了调整,显示了中央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但各地政府部门经过几次的机构改革却没能走出怪圈,成效不大。十六大之后,行政体制改革将向纵深发展,而首当其冲的则是行政机构的改革。中国目前政治权力的结构实际上是三元结构,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形成三者之间的复杂的博弈。     

目前社会视角下的政治权力架构透视

如何最佳地配置好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问题历来是政治学家研究的重大课题。现从中西方政治权力划分的演变入手,探讨中国政治权力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为改善政治权力配置提炼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以期为当前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路径特征的实证分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核心一环。从地方政府政策文件视角,分析了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演进路径即动力机制、改革内容、结构框架等维度上呈现出的重要特征。动力机制上呈现出中央主导与地方跟进的特征,改革内容上表现为从单一平面向多元立体的路径特点,结构框架上呈现出由宏观到具体的改革轨迹。分析这些改革特征以及衍生的改革多维度不平衡的问题,包括行政审批与监管的关系格局、审批权力结构实质与程序之间的不平衡,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构政府层级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权力结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试论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间的变相博弈

中央通过分税制改革掌握了绝对的收入管理权限，致使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自给能力都出现方向变化。地方政府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开始脱离正常的轨道寻求其它出路。因此分税制改革的实质便演变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变相的博弈。目前只有通过调整收入管理权限、改进省以下分税制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才能使博弈迈上正常的轨道。     

双重穿透：历史和社会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建构

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而言,中国的国家构建需要完成双重穿透：一是穿透地方,秦以来废封建、行郡县体制的确立开始,历经科举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消除来自地方多元分散的权力中心对集中的国家权力的威胁,从而确立了国家权力体系内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二是穿透社会,消除外在于国家权力体制的乡村社会内生权威对国家权力的阻隔和威胁,解决“国家权力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前者虽然早于欧洲近两千年而开始,但由于未能实现第二层穿透,使得中国的国家构建始于早期,却折于半途。     

德国议会民主政治的权力制约机制

本文以德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为例，分析了现代西方议会民主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问题。议会制民主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权力制约的主要机制是：由联邦制形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分配与抗衡机制；议会中各种权力实体之间的分立与平衡机制，包括政党在权力制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政治透明度是权力制约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法治是有效权力制约的可靠保障，这种权力制约机制也存在局限性和弊端     

创制中央地方互动程序规范的宪法思考——基于研究历程的反思和尝试

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是指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就政策制定、利益分配,事务管辖等方面的关联问题进行交流沟通,形成共识的互动关系.这种权力交涉关系的程序法制不仅对于既定的权力关系协调顺畅的实现具有维护作用,而且对于将来的权力关系的优化也具有积淀作用.建立在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之上的互动程序规范,对于建设在实现中央地方政府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上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应当得到更加认真和积极的对待.要更加自觉地将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其中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的互动程序规范的创制,开辟中央地方交涉互动、审议沟通并凶此促进有关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及其调整建立在更加民主科学合理的基础之上的、行之有效的机制、手段、方式和途径,作为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府组织体制之中进一步得到体现和贯彻的重要任务.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突发事件呼唤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近些年来我国各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不严格执法,而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的根源在于行政执法体制本身,目前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划分不明,在实际上中央的法律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来执行,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中央的法律和政策在执行上大打折扣,从而产生了当今中国的诸多重大问题。减少突发事件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尽快厘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法律上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明确中央在一些重大事项上的专属执法权,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监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一直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始于1982年的法国地方分权改革在扩大地方自治权限、增进地方民主的同时,也给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即法国政府如何解决中央权力撤出后对地方事务缺乏监督和制约的问题。为此,法国政府改革了监督手段,完善了监督机制,通过宪法委员会的监督、立法监督、行政监督以及司法监督,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分权后对地方自治团体监督缺位的问题。对照法国的经验,我国在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应该发挥法制在对地方监督中的作用,努力实现监督法制化,建立独立和权威的监督机关,强化对地方的财政监督和加强司法监督,以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     

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再调整的理解

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管理权限，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地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维护中央的权威，是国家的根本利益。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才能推动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繁荣，在加强中央权威，保证中央全局利益的统一性的同时要合理规范地方各级政府的行为。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合宪性检视简

中国宪法不仅将“两个积极性”条款作为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同时也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任务”、单一制国家结构以及权力分工等规范,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确立了规则、界限和方法。宪法确立的“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任务要求最大限度释放地方财政,以激发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而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限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限度,要求财政分权必须保证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控制和监管。同时,横向分权与纵向财政分权互相牵制,体现为复杂的权力博弈形态。这要求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进行制度化规制,并最终导向公民权利的实现。     

建立有效的有限的集权和分权体制

建国40多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往往不是中央集权过多,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就是地方分权过多,削弱必要的集中统一。于是常常出现了一个现象:在诸如计划权、财税权、投资审批权、企业管理权等方面的权力,反复地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有时矛盾还十分突出。直至今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还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     

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范围

以往的中央集权体制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必须进行改革。正确理顺和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 ,明确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 ,是当今理顺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主要内容。只有既树立中央的权威 ,又给地方以自主权 ,才能充分地发挥各自的积极性 ,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试析中央与地方在分税制问题上的博弈与改善

中央通过分税制改革掌握了绝对的收入管理权限,致使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自给能力都出现方向变化。地方政府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开始脱离正常的轨道寻求其它出路。因此分税制改革的实质便演变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变相的博弈。目前只有通过调整收入管理权限、改进省以下分税制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才能使博弈迈上正常的轨道。     

法治视野下中央地方间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研究

中央地方间权力运行规则是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有必要纳入法治轨道。目前,中央地方间权力运行的法律规则缺失,现有规则（行政系统内部规则和潜规则）充斥着随意性、模糊性和秘密性,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法治视野下,中央地方间权力运行规则应确立平等、权益保障、公开、理性、效率等价值目标。建立中央地方间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应重点建立利益诉求制度、内部审批制度、转移支付制度以及中央对地方的监控制度。     

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艰巨性的理性思考

当前，机构改革已由中央政府向各级地方政府逐步推进。然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衡量机构改革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志。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如此，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更是如此。相比较而言，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任务更艰巨，难度更大，困难更多。简而言之，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具艰巨性和挑战性。所谓地方政府职能，是指国家地方行政机关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是指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地方政府职责、功能的变化、转换与发展，它意味着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