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冲突:西方的研究取向及其中国价值

区别于社会冲突的"社区冲突"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借鉴西方城市社区冲突的理论积淀,对中国城市社区冲突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西方的基层社会在类型划分、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为城市社区冲突研究的中西方对话提供了可能。中国普遍存在的"社区参与不足、社区冲突却很多"的现状,是一大"中国特色"。真正破解制约我国和谐社区建设的社区冲突难题,需要不断进行理念和制度创新,从理念上克服"谈冲突色变"的恐惧心理,推进社区自治的体制建设,促进社区参与,有效提高国家公权对社区冲突"制度化"的整合能力,引导更多的社区冲突在社区层面上解决。     

论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是异质文化交往过程中两种必然现象。中西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文化价值冲突、语言冲突、经济文化冲突及思维模式等方面的冲突,而文化融合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促进中西文化融合需要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提升文化认同感,寻求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与沟通,积极实施"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文化发展战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西江苗寨景区组织冲突的时空分异研究

西江苗寨景区的组织冲突是一个时空交错的动态发展体系。时间上体现核心冲突从"社会冲突"到"经济+社会"冲突的复合性变化;空间上体现片区之间由于资源差异导致的不均衡发展所产生的冲突空间差异。     

谈涉外民商案件中的识别与识别冲突

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识别是法官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特定法律事实进行定性、分类并对有关规则进行解释,从而确定管辖权规则或冲突规则的认识过程。由于各国法律存在广泛冲突,运用不同法律进行识别,往往导致不同结果,从而形成识别冲突。识别冲突是冲突法领域的特有概念,是各国实体法和冲突法上的冲突在司法阶段的表现。关于识别冲突的解决,国际上至今没有统一的立法和主张,法院地法说、比较法说、准据法说等都各有利弊,需运用最密切联系理论解决识别冲突,即根据识别对象的不同分别适用不同的"最适当的法",以最密切联系理论为指导的"自体识别说"有利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实现"冲突法正义"与"实体法正义"的真正和谐统一。     

论价值观的“一”与“多”

在文化视域中,价值观的"一"与"多"问题和秩序、危机与冲突、自我与他者等研究不可避免的相遇。由于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的同在,价值观的"一"与"多"冲突是必然的。如果承诺这是一种合理性冲突,那么在"一"与"多"之间就有一种秩序等级的构建,价值观的凝聚焦点与多元光线就可以谱写和谐,维护社会秩序。     

协同学视阈下“新土客冲突”的生发机理及消解机制研究——以湖州“织里事件”为个案

当前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村镇出现了外来人口远超本地居民的"人口倒挂"现象,同时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新土客冲突"事件亦不断增多,发生在浙江湖州的"织里事件"是一起具有典型性的新土客冲突群体性事件。因此,以"织里事件"为个案,结合协同学理论,从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的非平衡状态、非线性特征、随机涨落效应、奇怪吸引子作用等几个方面,探讨新土客冲突生发的规律和影响因素,并提出消解新土客冲突的建议。     

我国社会冲突管理目标的动态调整及绩效分析

"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民众权益"、"维护社会安全"是我国在不同阶段提出的社会冲突管理准则,客观地评价其管理绩效,进一步升级社会冲突管理理念,优化转型后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是我国转型和发展的需要。只有走出狭隘的"维稳"思路,牢固树立社会安全理念,积极维护民众和政府的权利,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快速发展。     

冲突解决视角对公共管理的启示

"冲突解决"是当代公共管理者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然而许多公共管理者并未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冲突解决的原理与技巧。当前对冲突解决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学、国际关系与劳资关系等领域。研究内容也大多聚焦在冲突的作用、本质、参与者及冲突解决方案等方面。事实上,对于冲突解决的研究能够帮助公共管理者更好地理解其工作的本质,把握他们在冲突中的角色:观察者、解决者或冲突参与者,避免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又当评论员。因而,从冲突解决这一视角来探讨公共管理问题会对当代公共管理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产生重大的启示作用。     

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反向社会流动与文化适应——“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社会学考察

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背景下,"逃回北上广"现象反映了劳工子女"向上-向下-再向上"的社会流动问题,是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以犬儒式乐观主义的方式对文化冲突的积极适应。劳工子女"逃回北上广"的主要原因是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冲突与结合产生的"新型乡土文化"。作为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他们经历了新型乡土文化的内部冲突(如新功利主义、新人情文化、信任感降低等),经历了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如实用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冲突等),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的冲突,自尊感和自我成就感大为受挫。为了自我实现的目的,他们以犬儒式的乐观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在经济、文化阶层上实现再次的向上流动。     

“环境冲突”的理论省察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环境群体性事件都可以归结为"环境冲突"。本文遵循从偶然到必然、从前因到后果、从可能到现实、从现象到本质的路径对"环境冲突"的频次、成因、风险以及本质四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思考与归纳。研究认为,环境冲突的频发具有必然性。同时研究得出,环境冲突是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方面的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潜存的风险具有从可能向现实转变的紧迫性,环境冲突凸显了环境正义的偏离。     

论我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

我国作为"一国两制四法域"的国家,在现实中存在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法定继承法律冲突主要体现在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和继承份额共三个方面;遗嘱继承法律冲突主要体现在立遗嘱能力、立遗嘱方式和遗嘱解释共三个方面。     

政策终结:基于正反联盟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策略北大核心CSSCI

政策终结作为新旧政策间转承启合的环节,其势必会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而引发诸多冲突。依据参与者的态度,可将其划分为"支持"与"反对"的正反两个联盟,政策终结可看做联盟间为实现各自目标而协调利益冲突的过程。双方前后互动于隐性冲突、显性冲突、冲突协调三个阶段。几个阶段中,在强化正方联盟与弱化反方联盟的同时争取中间力量将是协调利益冲突的三条基本策略。     

试析特大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

通过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五个特大城市社区的调查,系统探究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问题之缘由。直接原因包括:社区冲突治理理念滞后,跟不上时代步伐;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严重,合法性权威受到影响;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弱化,社区认同感持续下降;社区社会组织发育缓慢,社会力量弱小;社区冲突治理过于"碎片化",难以形成合力;相关法规政策建设滞后,冲突依法治理水平较低等。而深层原因则涉及五大困境:社区冲突主体的重叠性与冲突主客体的同一性;社区参与不足但社区冲突数量不断增加;社区冲突的频发与冲突化解制度平台的缺失;社区冲突控制成本的上升与治理成效的下降;社区冲突治理呈"有法律却秩序失范"的困境等。     

中国城市社区的业主维权冲突及其治理：基于全国9大城市的调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商品房小区的急速扩展,由物业纠纷及房屋质量问题引发的业主维权活动愈演愈烈,逐渐演变为一种席卷全国的抗争运动。通过对全国9大城市的问卷调查表明,城市社区的物业纠纷问题具有普遍性,业主同市场组织的冲突最严重且易激化;业主维权冲突虽然总体温和可控,但是具有从"社区冲突"升级为"街头冲突"的可能;业主维权处于个体为主、松散联合为辅的阶段。究其原因,业主维权冲突是城市化进程中"公民权利需求"与制度供给不足之间的产物,是住房市场上游问题下游化的结果。未来,伴随人口结构老龄化、少于化和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等因素,社区维权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会有所增强。要预防业主维权冲突升级扩大,主要是解决业主权利维护的制度问题,应当在对住房市场动态预警的基础上,调整法律法规,促使业主与市场主体"权益平衡",发挥业主同市场主体的协商作用。     

社会冲突理论视阈下“孙杨霍顿事件”探析

社会冲突具有以下三种功能:有助于社会整合、有助于社会稳定、有助于社会发展。从社会冲突理论来看,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孙杨霍顿事件"蕴含着另一种意蕴:社会冲突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反而是好事。科塞将冲突的原因分为物质原因和非物质原因,孙杨与霍顿的冲突则是这两种原因的综合体现。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冲突治理创新研究

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的复杂网络结构特性,创新社会冲突治理迫在眉睫。通过以复杂系统理论和协同学原理为基础,探究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的复杂网络结构特性,系统分析我国社会冲突管理面临的数据困境,提出了形成协同治理合力、构建"整体型政府"、创新大数据嵌入的制度与管理模式、提升多元主体信息处理能力等社会冲突治理路径创新建议。     

整合性视角下公共政策冲突研究: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探索政策冲突的根源出发,构建了"政府运行碎片化-冲突类型-政策要素-政策阶段"的整合性分析框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公共政策实践中较为典型的七个政策冲突案例,并运用该框架对七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政策冲突碎片化的超常规运作是政策冲突痼疾产生的根本原因,政府碎片化的不同维度相互强化、产生叠加效应,以及不同类型、不同要素、不同阶段的政策冲突相互交织,引发双向连锁反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和谐社会视野下公安机关妥善处理医患冲突的思考

当前,医患冲突频发,各类报道屡见不鲜。公安部将妥善处理医患矛盾列为当前重要工作之一。在实际执法中,少数民警处置方法不得要领,致使矛盾双方对民警不满,甚至将医患矛盾转移为警民矛盾,造成不良影响。医患冲突处置不当也易引发政治事件。针对当前医患冲突的主要形式和特点以及民警在处理医患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公安机关应运用"四员"工作方法(调解员、战斗员、培训员、宣传员),不断提高处理医患冲突的能力。     

劳资冲突化解:由集体谈判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向

随着中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劳方与资方的不同利益诉求得以彰显,由此引起的劳资冲突也日益显现。集体谈判是西方劳资冲突化解的基本形式,但由于我国集体谈判在实施中存在着工会主体的独立性不强、基层工会的"空壳化"等问题,集体谈判对劳资冲突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多元主体可以参与劳资冲突的治理,构建了劳资冲突化解的合作互动模式,对当前的劳资冲突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国际私法连结点看国籍冲突解决原则的“软化“

为了适应国际经济交往不断发展的需要,国际私法上出现了对传统冲突规范进行"软化处理"的潮流.而国籍冲突解决原则也正经历着这样一个"软化"过程.本文通过分析连结点的发展趋势,总结了其中所蕴藏的路径启示,再透过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法律实践,论证了国籍冲突解决原则"软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最后为我国国籍冲突解决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