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黑格尔确立了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体系,并明确区分了国家与社会的不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对市民社会的本质进行了界定,并为后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开辟了另一种方法和路径。     

马克思市民社会视角下的社会建设思想

市民社会理论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马克思在批判与继承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这在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学和社会建设思想,其中的“经济关系”“政治国家”“人类解放”等论断为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理想范式和行动指南.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理论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开辟了市民社会学说史上的新视域。同时,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也有深入的批判,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不自足的领域,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必然被国家所克服。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新发展与中国构建"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现实选择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20世纪,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就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与核心.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两者的真实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提出"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新模式.这一理论转变于中国而言,就需要在"良性互动"的理念指导下,通过建构契合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实社会条件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来践行市民社会理论所体现的"社会至上"理念,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赢"式发展.     

市民社会理论对中国法治精神的启迪

市民社会概念有悠长的演变过程,第一个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概念做出学理区分的是黑格尔,他沿用了市民社会一词并赋予它新的含义。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概念在批判的基础上完善了该理论。关于何为市民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中国国企改革

一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西方学者很早以前就争论不休。近代自由主义哲学家那里，社会的分量是大于国家的。他们从“市民社会先于或优于国家”及国家权力源于人民的前提出发，推断出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的结论。黑格尔则认为，市民社会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缺陷，只能通过国家才能将这些缺陷予以纠正，因而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而马克思则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把被黑格尔颠倒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矫正过来，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完整地阐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社…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概念的批判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以抽象性理念论述"法律"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是法律的最高实践情况,依照理性的选择,人民必然会选择国家的国民身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和政治国家主体地位。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论的批判,是建立在黑格尔对国家概念的倒置基础之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概念的批判并不在于国家概念如何由人民之抽象精神的概念中产生,而与之相反,则在于国家的现实经验性为何是从社会中的人民所建立。     

西方市民社会内涵的历史演进

研究市民社会理论,首先必须明确其内涵。市民社会思想在西方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形成了多种内涵:市民社会的最初涵义是指与野蛮社会相区别的文明社会;在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市民社会是指外在于国家的社会组织;在黑格尔、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社会经济关系领域;而当代思想家则把市民社会的研究指向了文化领域。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市民社会理论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将市民社会范畴与政治国家分离,实现市民社会理论向现代的转型,它不仅对疗治西方现代社会病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建构市民社会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从主体自由的视角看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中的核心矛盾

市民社会理论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核心部分。作为伦理异质性环节的市民社会,其核心矛盾表现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伦理冲突。这一矛盾主导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展开,乃至于黑格尔整个政治哲学的理论走向。     

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黑格尔论现代社会制度

在《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一书中,黑格尔发展了关于现代社会的解释。在他的理论中,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对立占据着中心地位,而国家的出现则调和了这种对立。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制度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这篇论文主要探讨现代社会的动力学,这种动力机制主要运行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对黑格尔而言,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构成现代社会的三重架构。与通常的研究不同,我们试图远离环绕在黑格尔哲学思想上的宏大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并着眼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制度,以《法哲学原理》的解读为中心,试图为黑格尔的思想提供一种新的结构性解释。     

灵肉合一的国家——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国家观

国家理论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以精神理念的辩证发展为轴心,黑格尔构筑了庞大的国家理论体系,试图整合与超越市民社会,调和古今政治规划。运用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灵与肉的视角,试对其国家问题的提出、特点以及意义进行分析。     

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

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这一政治哲学范畴以现代意义,把国家看作是自在自为的理性事物,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有着严格的区分.在两者关系上,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存在并为其产生创造条件,国家高于且依赖于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既分离又统一;实现个体的自由成为二者追求的共同目标.     

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

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这一政治哲学范畴以现代意义,把国家看作是自在自为的理性事物,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有着严格的区分。在两者关系上,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存在并为其产生创造条件,国家高于且依赖于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既分离又统一;实现个体的自由成为二者追求的共同目标。     

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的研究起步很早 ,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及近代 ,直到最近一二十年再掀高潮。黑格尔虽然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市民社会概念并对之加以研究的人 ,但是他是第一个在现代意义上给予市民社会概念以丰富的内容 ,并且从它与个人、国家的关系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人。他的市民社会理论有着重要的价值。一“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丰富涵义的术语 ,它的最早涵义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市民社会”(koinoniapolitike)一词 ,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 ,具体来说是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     

市民社会批判之批判：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马克思早期人类解放思想探源

对市民社会批判性检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政治思想共同的生长点.黑格尔企图以代表客观精神的理性国家,克服基于"原子式个人"的契约国家观和市场经济和谐论.马克思纠正了黑格尔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头足倒立",发掘出国家的私有财产根基,从而给理性国家除魅.通过批判人在政治共同体和市民社会中的双重存在导致的异化,马克思超越政治解放实现人类解放宏伟理想,彰显了马克思学说"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抽象与具体:重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命题的历史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使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命题又进入到了学者们的视野中,说明了该命题对当代中国仍有现实意义。抽象到具体是马克思在考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时的方法论。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个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本质性认识的命题,同时也得出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众多特殊性规定,使该命题更加具体化了。抽象与具体也应是我们理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对中国市民社会的具体考察,有助于丰富马克思命题的理论内涵,及正确地看待中国市民社会发展道路。     

黑格尔法权理论探析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构建了一个以法权人格为核心的现代法权理论系统：以自由自我为支点,以平等独立的法权人格之间自由交往的市民社会为载体,以国家宪政为保证。离开自由自我,个人就失去了作为人的普遍性的人格;离开市民社会,独立自由平等法权人格就不会生成;离开现代成熟的国家,个人自由和特殊利益就会与社会文明之普遍性利益和秩序相＂分裂＂,导致市民社会伦理失范,个体之法权利益和人格就不会得以普遍保证。这对我们当今法治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会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国家观及其现实启示

马克思建构国家观的逻辑起点是基于社会现实与理性观念的冲突和创立唯物主义理论诉求。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阐释了新国家观,提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政治国家在本质上是维护私有制的制度体系,应通过真正的革命来建立人民民主制度。马克思的新国家观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示:不仅要坚持人民主权、让人民参与国家治理,还要加强培育公民政治素养与品质,更要防止官僚政治利益特殊化与政治权力异化于人民。     

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的批判和建构的过程,这种批判包括了三个不同的视角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应在中国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