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积极推进城市社区民主治理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宥于我国历史传统和民主法治国情,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仍存在民主权利与民主需求、民主需求与民主实践、民主实践与民主权利之间不相协调的问题,使得社区民主治理陷入"权利-需求-实践"的困境,这严重阻碍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及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当务之急是结合我国实际,完善民主权利,满足民主需求,深化民主实践,积极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之路。     

中国城市社区的兴起及法治要求

社区是公民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公民社会自治的基本部门，也是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体现和要求，在大都市中的表现就是城市社区。在现代性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的产生，尤其是作为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层组织，承栽了政府社会职能转变的要求和补充。因此，我国城市社区的法治建设就体现为：社会治理与法治的统一，制度建设与能力建设的统一，体制建设与意识建设的统一。     

我国传统社区会议向现代社区听证的演变与路径北大核心CSSCI

我国传统社会以社区为载体,拥有悠久的社区自治传统,社区会议在实现社区自治,听取社区意见,化解社区矛盾方面发挥过重要功能。但是作为传统社会基层自治手段的社区会议在进入现代社会后,遇到了新的挑战,无法再适应新的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现代社区治理亟需我们在继承发扬我国传统社区自治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社区自治与社区听证的法律制度,提高社区参与,实现社区自我管理,建设和谐社区。     

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社区法治建设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的基础上,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新部署。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诸多基本又繁杂的工作任务需要从社区开始推进,因此传统的治理模式受到挑战。在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和平安中国建设的背景下,结合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特色,探索新型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加强基层社区的法治建设,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历程与新时代法治需要

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治理都遵循一定的"法治"精神。这些体现"法治"精神的法既有国家正式法(硬法),还有以国家法为基础衍生出的非正式法(软法),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法治基础,对构建基层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社区治理的内外环境、基础条件不断发生变革,国家战略部署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农村社区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实践中,农村社区治理法治也存在突出问题。新时代,需要从制定城乡社区一体化治理的现代法规、社区经济社会事务分类治理的现代法治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现代社区治理的现代法治框架、社会关系调节及社会行为规范的现代法治规则、居民权利保障及权益维护的现代法治制度等层面出发构筑现代法治,夯实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基础。     

民生法治:十八大以来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法治保障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发展趋势表现为:农村社区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化进程有序推进、农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日趋优化、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农村社区公共安全体系逐渐完善。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社区在法治建设的实践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如何在理论与认识上对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凝炼和提升才刚刚开始。从我国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目前所取得的成效来看,法治的实践性有效回应了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民生难题;同时,在改善和保障民生中,法治突显出其特有的优势功能。民生法治的双重意蕴,要求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建构起相应的农村社区民生法治体系:培养社区规则意识,在改善民生中落实社区协商制度化;推进社区赋权转能,在重心下移中厘清治理主体职责;统筹城乡治理环境,在多元共建中共享社区良性互动。     

善治视角下城市边缘社区“三治融合”的挑战与优化——基于武汉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考察Q、M、L三个公租房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以公租房社区为代表的城市边缘社区处于城市边缘劣势地带、治理资源贫乏,具有产权关联弱、异质性强和行政性强的特点,导致社区三治融合面临治理主体积极性缺乏、治理方式融合性有限和治理规范衔接性不足的挑战,制约了城市社区善治的水平。基于城市边缘社区“宜居”与“安居”的善治需求,在党建引领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三治融合实现社区善治是一个“渐进均衡”的善治改进过程,得益于优化自治、法治、德治的组合力度和方式提升三治“指数”。从治理的主体、效能、秩序三个方面,优化三治融合的参与主体激励机制、三治功能提升机制、治理规范衔接机制,已经成为城市边缘社区因应治理挑战,提高善治水平的关键途径。     

铸牢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多民族社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路径探讨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搬迁后的安置点中有许多民族社区。在这些社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可以有效整合社区各族群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存在文化冲突、融入困境、治理薄弱、群众素质有待提升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为了更好地推进安置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可以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安置群众的法治素质、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形成多元化的社区纠纷解决机制等法治路径来加以有效推进。     

基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社区法律顾问制度优化路径研究

社区法律顾问制度有利于发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社区法律顾问通过开展法律咨询、进行法律宣传、化解调解矛盾、参与社会治理等方式,满足社区治理的法律服务需求,服务于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但目前仍存在法律咨询数量分布不均、法律宣传模式比较单一、化解矛盾方式方法略显简单、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社区法律顾问制度知晓度、利用率有待提升、基层资源供给能力不足、评估机制不够完善以及工作理念方式有待创新。应从提升居民参与度与利用率、增强基层资源供给能力、完善全方位评估机制、创新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理念等方面进行优化完善。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中的"人治"、"礼治"、"法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占据的主导地位不同,对传统社会产生的影响各有差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是对未来的探索,应基于中国的本土资源和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分析和价值挖掘,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存续两千多年的"礼治",久经王朝更迭而不衰,其人本主义思想和追求和谐价值的理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治"与传统法治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有一定的警示和启发,权力的监督和制度设计之本土化亦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     

社区区别性治理:特征、成因与对策北大核心CSSCI

社区区别性治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同一社区中居委会等主要治理主体针对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所表现出的在治理态度、治理过程、治理内容和治理效果等四个方面的不同和差异,最终加大了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区隔,降低了社区满意度,阻碍了社区共同体建设的一种过渡性的治理方式。它既是传统管理与现代治理交织的产物,也是社区治理理念滞后、户籍制度藩篱和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结果,必须从转变社区治理理念、推进系统性户籍制度改革和弱化社区内部结构边界三方面跨越社区区别性治理,最终达到社区治理现代化。     

提升社区志愿服务质量路径探究

社区志愿服务事业作为基层社区治理的基础构成内容,在基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开始逐步显现,并且正日益成为现代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当前,我国社区志愿服务存在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对此,应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机制,对社区志愿者实行专业化分类,并对志愿服务实行项目化运作,以提升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质量。     

基层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生活造成了系统性的冲击,构成了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基层社区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冠疫情的危机应对中,我国基层社区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得到了较好的检验,但同时仍存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意识不足、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能力总体上较弱、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欠缺、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应对机制不健全以及现代科技运用和智能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未来基层社区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观念,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应对机制和管理及服务措施,努力打造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共同体,不断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的水平,以实现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综合化提升。     

社区治理的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中国地方治理的主要单元。随着单位制式微和住房制度改革,传统的、单一的、垂直型的街居制已经转变成为现代的、多元的、扁平型的社区制,社区政治话语的变迁和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诠释着社区时代的来临。社区治理创造了国家与社会分权的一种治理新范式,有力地改善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本文着重探讨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基本结构和实践模式,以期对当下中国社区治理实践做一个简要的归纳和期许。     

着力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正>社区是社会的根基,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推动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社会管理与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     

“娘子军”是如何炼成的？——论城市女性社区工作者的身份形塑机制

中国社区治理具有浓重的女性主义底色。经历史回溯和田野调查可发现，由女性“唱主角”的社区工作者是由传统与现代，国家、社区与市场多股“力场”互相叠加、彼此强化而成的时代“协奏曲”。国家的话语合法化和组织合法化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市场改革大潮下女性劳动力就业转移、新兴职业形态勃发和家庭结构变迁“三部曲”充当了“催化剂”角色，社区公共事务的行政性、服务性和自治性等综合体功能则承担了“孵化器”角色，最终铸就了一支活跃于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的“娘子军”。     

嵌入性视角下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双重角色与行为逻辑——以S市Y事件为例

邻避问题伴随着中国城市转型发展在各地不断涌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的发展。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地方政府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忽视了邻避事件中社区方、项目承建方等其他重要行为主体对邻避问题治理的影响。作为居民邻避诉求的一线处理主体,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社区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基层准行政组织"的双重角色属性要求其在邻避问题治理中,要同时应对社区居民的邻避诉求和上级政府的维稳压力,这制约着社区居委会参与邻避问题治理的效力。研究以S市地铁修建引发的Y事件为实证案例,从嵌入性视角对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参与行为进行解释,发现社会网络嵌入影响着居委会在邻避事件不同阶段的角色选择和参与策略。为了进一步发挥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将社会网络嵌入保持在适当强度,推动社会网络嵌入由"单向度"向"双向度"转变,构建地方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机制中的"协作"关系,促进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发展。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初探--对武汉市9个社区的调查与分析

社区治理事关广大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对武汉市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可窥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并探讨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思路。     

农村社区治理法治路径探寻

使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共同发展,逐步完善农村社区的功能,充分保障农村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是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农村“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因此,通过法治路径进行农村社区治理是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课题.     

公共危机中的农村社区联动:逻辑、挑战与策略

社区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促进农村社区联动,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区联动讲求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蕴含“三位一体”的主体逻辑、网络治理的空间逻辑及组织动员的动力逻辑.然而,在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出现了村户衔接、信息沟通以及外部支持等方面问题,造成农村社区信息、物资和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