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犯罪及打击防范措施研究

随着信息时代的演变,非法买卖个人信息事件频发,已经成为一个时代顽疾,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对个人信息安全的需求日益强烈。当前,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我们厘清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原罪、渠道和方式,找准治理这个顽疾的难点,并按照“打防结合,防范先行”的方针综合施策,在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上下功夫,通过长期系统治理,努力减少此类问题对社会的危害。     

个人信息买卖猖獗亟待完善立法保护

刚刚填写了相关资料,很快就收到各种广告;刚在医院生完小孩,就有人打电话过来推销奶粉……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作为隐私的个人信息也在漫天飞舞,往往又无处追源投诉。2009年2月28日通过并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据2013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公布的消息,全国目前已有200余名犯罪分子以出售、非法提供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判处刑罚。近日,记者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获悉,2011年以来,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拟立法保护个人信息 非法买卖最高罚50万

日前,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对《河北省信息化条例（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草案规定,金融、保险、电信、供电、供气、医疗、物业、房产中介及其他掌握公众信息的单位,如果将获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信息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提供给他人,最高将被罚50万元。     

德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特色及对中国的启示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处理和流动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在便利人们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个人信息滥用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衍生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我国,近年来滥用个人信息、非法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日益多发,比较典型的有:2008年深圳孕产妇个人信息泄露案,2010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员工涉嫌非法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案等[1].个人信息滥用的严峻现实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现状的深刻反思和检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通过对德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模式的介绍和研究,可以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有益借鉴.     

个人信息买卖终酿祸

当社会发展进入了网络信息时代时,公民的个人信息成了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摇钱树。由此产生了以各种方式收集或窃取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网络通道建立非法数据平台进行贩卖的新行当。只要一台电脑加一张桌,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内,足不出户就能赚大钱,这一行当很快蔓延开来,许多人纷纷做起了买卖"资源"——个人信息的生意。一名乡村教师,不甘清贫生活,铤而走险干起了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勾当,最终其与手下九名员工均被警方缉拿归案。7月18日,奉贤法院对这起涉及10亿余条公民个人信息被贩卖、获利高达150余万元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公开开庭审理后依法作出了判决。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构造

不断普遍化、复杂化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给立法、司法带来挑战,从客观行为角度对其进行类型化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根据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可分为“非法提供型”和“非法获取型”两大类。“非法提供型”行为以“出售”为典型方式,与“出售”行为并列的还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特定、不特定的多数人提供、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未经信息权利人同意而向他人提供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等“非法提供”行为。“非法获取型”行为以“窃取”为典型方式,法律规定的“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属于兜底型概括性规定,用于规制与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社会危害性相当的行为。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侦查研究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常见手段有利用非法QQ群、假借公司名义、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窃取、收集和交易个人信息。其作案流程是"上家"非法获取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中间人"联系"上家"和"下家",促成交易,"下家"收到公民个人信息后进行各类非法活动。其案件特点有作案团伙化趋势明显,作案手段逐步智能化;衍生犯罪多,社会危害性大;犯罪成本低,犯罪收益大。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侦查应致力于分析下游犯罪,寻找泄露源头;切断利益链条,断绝资金流动;加强打击力度,建立监控体系。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声誉激励

《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政府外部规制成本高昂、企业自我规制效果不彰两大困境。经济法视域下的声誉激励通过奖励与制裁的方式发挥作用,兼具低监管成本与高规制收益的优势,能够有效化解此困境。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声誉激励时,一方面声誉制裁工具的运用须遵循谦抑干预和精准规制的理念,根据个人信息违法处理行为的危害性、危害持续时间、损害后果进行分级规制,并考虑声誉修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声誉奖励的引入需明确授奖的实体标准和程序要件,具体可通过“白名单”制度得以呈现。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信义法进路：反思与修正

大数据时代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的地位愈发失衡,传统个人赋权保护路径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为有效制约信息处理者并协调其与信息主体间的不平等地位,域外学界提出了信息信托的概念,并发展出了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的“信息受托人”模式,要求信息处理者承担为信息主体利益考量的信义义务;另一种是英国的“数据信托”模式,由第三方受托人提供独立的信息信托服务。两种模式均有不同程度的漏洞,需要结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实践加以反思。在肯定个人信息信义法保护思路的前提下,宜对信义义务主体加以修正,由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承担信义义务,并对信义义务具体内容、适用范围、法律责任等加以界定,发展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个人信息信义法保护进路。     

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威及认定

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必须同时具备四大要件：一、犯罪客体是公民个人信息的隐秘权;二、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三、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四、主观方面是故意的,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在司法实践中,还应严格把握罪与非罪以及与他罪的界限。     

谨防个人信息被泄露

案情:3月12日,浦北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审理了钦州市首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人章雄(化名)为了获取非法利益,通过支付宝网上支付或直接汇款等方式,大量购买包括户籍信息、银行信用报告、犯罪及在逃记录、宾馆住宿记录、航班乘坐记录、车辆信息、出入境记录等公民个人信息,再利用QQ软件将这些     

电信网络诈骗的预防与查处措施探索——以《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为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数量日益增多,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防治具有很大增益,但也存在其局限性。目前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防治,侦查机关应当在结合其特点与新形势背景的基础上,通过精准防控予以预防,通过部门合作与区域合作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全方位查处。     

电信“内鬼”甚至可以手机定位——北京侵犯个人信息罪第一案

无论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还是中国网通,均有严禁对外泄露客户个人信息的内部规定。而此案中的3名电信企业员工,不但能偷改手机用户客服密码来掌握私人信息,甚至还能提供手机定位服务。3个内鬼何以如此铤而走险?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拟立法保护个人信息 非法买卖最高罚50万

日前,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对《河北省信息化条例(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草案规定,金融、保险、电信、供电、供气、医疗、物业、房产中介及其他掌握公众信息的单位,如果将获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信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