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的“赔礼道歉”责任探析

赔礼道歉作为我国法定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在侵权人拒不履行判决所确定的赔礼道歉义务时,对其强制执行是保证法律权威的必然要求。但是强制侵权人进行赔礼道歉违背了其良心自由、侵犯了侵权人的人格权,无法实现强制执行的效果。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必须谨慎地适用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承担方式。     

“秋菊”式诉求的回应——论国家赔偿中赔礼道歉责任的司法适用

实证考察我国国家赔偿中赔礼道歉责任的适用现状,结果表明,赔偿请求人对赔礼道歉的渴望与赔偿义务机关对赔礼道歉的忽视形成鲜明对比。检视剖析,学理上对赔礼道歉责任强制性的质疑,《国家赔偿法》关于赔礼道歉责任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赔礼道歉责任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异化是造成这一现状的要因。在国家赔偿中,回应赔偿请求人的诉求,让其感受到赔偿义务机关的真诚歉意,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正确定位赔礼道歉责任的属性和功能,也需要从明确责任承担主体、承担方式、履行场合等方面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毕竟,赔偿义务机关切实履行赔礼道歉责任,既是抚慰受害者心灵上的创伤和重塑国家机关公正形象的要求,也是消弥二者矛盾对立、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     

赔礼道歉的合理性研究

赔礼道歉作为一种民事责任方式,其心理基础是良心或自向性的负罪感和他向性的悔恨情感。法院判决赔礼道歉并强制执行,有可能和公民的宪法权利（如表达自由）发生冲突,并且违反了文明法律保护人格尊严之一般价值追求,不符合比例原则,更非寻求两全其美手段之正确途径。司法实践中,对赔礼道歉的适用范围,法院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有限制模式和扩张模式之区分。基于赔礼道歉之道德基础与内在属性,当明确其不可替代行为之性质。虽然侵权责任法仍沿袭这一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亦应作限制处理,以减少其副作用。     

刑法上赔礼道歉的教义学构造

刑法上赔礼道歉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其实现报应—预防和关系性刑事责任目的的功能,后者表现为对责任关系主体的还原及其诉求的满足、对关系互动的重启和报应—预防目的的强化、对受损关系的恢复和良善关系的巩固.刑法上赔礼道歉是剥夺表意自由、追求关系性刑事责任目的、具有刑事既判力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这使其既不同于刑法上其他刑事责任承担方...     

行政强制执行二题:定位与责任

《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定与后续的强制执行程序、违法强制执行责任的规定之间存在不协调的问题,有必要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对行政强制执行进行重新定位。行政机关自力执行时,应在行政决定的赔偿责任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赔偿责任之间作出区分;在人民法院依申请强制执行时,要按照行政决定是否存在明显违法的情形来确定是人民法院单独承担赔偿责任,还是由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探望权强制执行困境及其对策

探望权自身的特殊性,使得该类案件执行难问题尤为突出。本文通过原因分析,提出了应加强思想教育、审执结合、注重文书可操作性及完善立法等对策。同时提出在该类案件执行中应充分认识公权力的局限性,做到＂谦抑执行＂。     

论知识产权的强制执行

在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背景下，知识产权越来越受到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重视，因而知识产权执行案件也越来越多。当前知识产权执行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法律规定少、执行难度大等。笔者试着从法律制定、寻找替代措施、加大委托执行入手，探索知识产权执行方法，为执行实务找到新途径。     

法院强制执行拍卖制度的理论基础

我国目前的民事执行现状已经严重影响到法治建设的进程 ,尤其影响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 ,若不采取有力措施 ,建立完善、可行有效的强制执行制度 ,就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强制执行应积极回应民事实体法的要求 ,与民事实体法相协调 ,强制执行制度的结构和具体的制度设计 ,应尽量避免与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发生矛盾和冲突。但我国对强制执行之基础理论的研究尚为薄弱。旨在对强制执行拍卖制度进行理论基础的探究 ,为制定完善的、可操作的强制执行拍卖制度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确立及其完善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制度.如何规范和限制行政强制执行权力是世界各国行政法近几十年来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形成了其特有的执行主体模式,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试从行政法的角度研究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及其权限的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合理化构想.     

强制执行竞合的解决——兼论我国相关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

强制执行竞合 ,各执行程序相容可以并存的 ,应并案办理 ,其中金钱债权执行之间的竞合适用参与分配制度予以解决 ;各执行程序互相排斥无法并存的 ,应遵循先申请执行者优先的基本原则 ,并兼顾实体法上物权优先于债权原则妥为处理。参与分配、保全执行、执行管辖等相关制度 ,也有待完善。     

民商法在公安执法中的地位研究

民商法的平等、权利保护、诚信等基本原则对树立人民警察的执法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对维护人民警察自身合法利益也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公安机关在具体执法工作中愈来愈多地应用民商法知识。因此,研究民商法在公安执法工作中的地位,有助于扭转以往公安工作重刑轻民的传统观念,提高警察的素质,更好地发挥人民警察的作用。     

执行强制管理制度若干基础理论研究——兼评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相关规定

强制管理制度是我国正在起草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引入的一项制度。与强制拍卖相比,其执行标的不同。本文认为,为了使强制管理具有更为广阔的适用空间,应将其适用范围从不动产扩及一切财产,授权管理人通过强制管理获取经营利润偿债,并赋予强制管理与强制拍卖以平等、独立之地位。     

论赔礼道歉民事责任方式的适用

赔礼道歉源于道德责任,是集话语性、强制性、人身性、惩罚性于一体的责任方式。其实质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而产生的内疚感,是"自向性行为",法院的强制性适用不能达到赔礼道歉的目的。赔礼道歉的内容应当作出明确解释。在现行法律规定下,法院在判决中应当谨慎适用,更不可超出法律规定之外适用赔礼道歉。     

谁为悬赏执行“买单“——兼论民事执行程序中举证责任分配

为了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一些法院进行"悬赏执行"的改革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应由谁来承担悬赏执行的费用仍存在着争议.根据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责任和法院查证责任的规定,申请执行人没有承担悬赏执行费用的义务,而理应由法院来承担.     

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与反思

＂强制医疗程序＂的＂社会防卫功能＂,不仅受到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和接受过治疗精神病人社会危害性的抑制,还会因＂被精神病＂现象而打折扣。破解此困境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参照《精神卫生法》,将涉嫌犯罪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纳入＂非自愿性住院治疗＂范围;二是增加精神病治疗资源投入,强化＂强制医疗＂适用与解除的风险防范意识;三是堵塞《精神卫生法》中＂非自愿性住院治疗＂的漏洞,防止其成为＂被精神病＂新生代的寄生区。     

对我国民事申请执行期间制度的初步检讨——以《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修改为对象的分析

于2007年10月28日修改后的民诉法第215条将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期间统一规定为二年,从而摈弃了修改前的民诉法区分不同性质的执行当事人而设不同的申请执行期间之立法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次修改有实质的进步。这是因为从诉讼法理上讲,申请强制执行乃当事人对代表国家之法院所享有的公法上的请求权,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具体体现,不应有期间的限制。此外,申请执行期间制度之设立客观上亦损害了民事实体法所确立的诉讼时效制度的完整适用,造成了民事程序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不必要的冲突。从根本上讲,我国民诉法关于申请执行期间制度的设立实乃基于积淀20余年的错误认识之不正确立法,应予以废除。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及其实现——兼论中国反垄断法引入私人执行制度的必要性和立法建议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立法和实践始于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具有自发性优势和比较优势两大优势,"赔偿功能"和"威慑功能"是私人执行"自发性优势"的主要体现,而"救济功能"和"指示功能"则是私人执行"比较优势"的主要表现.为了充分实现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在制度设计上应遵循"法律上可能,经济上有利"的原则.为了促进我国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应引入私人执行制度,并在反垄断立法中对私人执行制度作出详细的规定.     

Holes in the Safety Net? State Liability and the Need for Private Law Enforcement

Following Francovich and Bonifaci v Italy[1991] it was widely considered that State Liability would be an enforcement mechanism that would end the problems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 had contended with through its battle over the adoption or denial of Horizontal Direct Effect of Directives (HDE). In the subsequent years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the debate for and against HDE's adoption has continued. This has been due in part to the limitations of State Liability as an effective enforcement mechanism which provides individuals not with their rights, but rather a damages action against the State. This article critiques State Liability and demonstrates the severe limitations which this enforcement mechanism has for those who wish to avail themselves of EC rights denied to them. Such limitations include the piecemeal nature of this method of enforcement; whether cases, particularly from employment law issues, should be heard against the State or the employer causing the problem complained of; and the nature of an enforc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award of damages. It concludes by analysing this evidence as to whether State Liability is an adequate alternative to HDE, and hence should the enforcement of EC law be brought back from a public law action to the private sphere.     

审执关系的基本原理研究

基于保护民事权利的近代理想,审判与执行一直被视为两种重要的公力救济方式,遵循着司法权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如程序启动上的被动性、债权人公法性的请求权、对受侵害的权利以诉讼时效的保护等。同时,在执行机构与被执行人之间关系的层面上,民事执行具有不同于审判的构造,二者存在着诸如单向性与多向互动性、不平等性与平等性、主动性与中立性、形式化与判断性、强制性与和平性、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效率取向与公正取向等紧张关系,这是支撑“审执分立”的法理基础。     

试论执法公正

“执法公正”是指行政执法行为的过程和结果遵循和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现阶段,我国更应强调程序公正。实现“执法公正”需要从完善立法、提高执法人员“法治”观念与执法水平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