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意义、实践及前景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简而言之是指两国在第三国市场开展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助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国家间合作互利共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对传统国际贸易实践的突破。中国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与多个国家开展相关方面合作,并取得系列早期成果。中国企业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可能会面临经验欠缺、综合能力有待提升、与合作伙伴存在文化差异等方面挑战。但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利于开辟国际合作新空间,涵养世界经济新亮点,完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前景值得期待。     

中美海洋资源政策比较

海洋资源政策领域有潜力成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合作领域。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海洋资源政策在政策环境、纵向政策层次、横向政策内容、政策过程四个方面均存在着差异。美国海洋资源政策建设起步早、力度大,在很多方面对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目标指导下健全海洋资源政策体系具有启示作用。中国海洋资源政策建设起点高,具有后发优势,能够为美国革新相对僵化的海洋资源政策体系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中美两国海洋资源政策建设都存在着自身无法顺利变革的障碍,中国需要基于国情、凸显后发优势、完善政策体系,美国需要适应时代要求、转变思维观念。中美在海洋资源政策领域内的差异性与互补性,使双方可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合作共赢中改革、完善各自的海洋资源政策体系。     

中美在非洲的竞争与合作

中美是非洲重要的外部利益攸关方,非洲是中美关系中特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非洲的利益和关系互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安全三大基本领域。在经贸领域,中国在非洲拓展迅速,美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水平则有所下降,呈现"中国赶超、美国守成"之势。在政治领域,中美各有独特的政治诉求,中国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与非洲交往的政治前提,美国将巩固、扩大非洲民主视为自身主要利益。在安全领域,"9·11"事件后美国重视非洲在反恐中的作用,加强在非洲的军事部署,中国则通过联合国多边维和与对非双边安全合作的方式参与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但总体依然呈现"美强中弱"的态势。中美在非洲竞争与合作深度交织、复合并存,既存在资源之争、理念之争以及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在扩大非洲市场、维护非洲和平稳定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合作空间广阔。中美两国需要主动作为,在非洲合作上达成整体的、高层次的政治共识,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尊重各自的发展道路和非洲的自主选择,不搞意识形态之争,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在非洲的力量对比、利益诉求,循序渐进推进涉非合作,使双方在非洲的关系实现良性发展。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视域下的军事外交

中美建交近40年来军事外交曲折发展的事实表明,稳定健康的中美军事关系不仅有利于巩固两国的外交关系,而且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自2013年中国明确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来,虽然奥巴马政府采取"三不"态度,特朗普政府表态认同,但如何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构建"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成为摆在中美军事外交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中美军事外交具有波动性、互利性、不对称性和发展性等基本特征,还深受利益、意识形态、实力对比和国际战略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深刻影响。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既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也需要中方积极主动发挥作用,用新安全观引领两国军事关系的良性互动。双方要以互信和沟通为基础,依托两军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共识,推动两军合作共赢,助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向纵深发展。     

迈向世纪性的权势转移——中美关系的新型政策路径

中美两国在经历一场具有世纪性意义的经济权势转移的同时,各自都通过在亚洲建立各种联盟和加入贸易集团而实施着自身的再平衡战略。但不同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轨迹和战略目标使得中美这两个大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方式截然不同:美国加强了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而中国继续深化国内改革并在东南亚和南亚实施再平衡战略。需要指出的是,对新型"欧亚挑战者"的担忧已经过时。尽管中美都试图在亚洲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和投资集团,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和美国都既有其国内动力,也有其国际动力。中美两国的政策方法表面上看是相互排斥的,美国政策大致是归纳式的,而中国的政策则总体是演绎式的,但两者在某些领域的确存在交集。为了务实地发展两国关系,中美必须学会在某些领域携手合作,虽然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是竞争对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需要创新、务实、有力的政策路径。     

中美在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反恐合作——在求索中前进

中美两国在中东和中亚地区进行反恐合作既符合本国国内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两国在不存在竞争的领域实现合作、建立互信的重要方式。由于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不同,两国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存在分歧。但是,中美两国都需要贸易安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以市场价确保相互之间能源出口,以及与世界其他伙伴国家的能源出口安全运行。高于一切的战略利益能够促使两国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并且避免出现任何形式的对抗。因此,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在情报、外交及海上反恐等方面的合作,将援助转化成反恐的手段。在反恐合作的过程中,两国应始终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寻求更好的结果。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与中美军事关系

气候变化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但这一重要命题却在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难以找到破解良方。作为对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最具影响力的中美两国应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在适应和后续应对方面进一步提升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军队应加强在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助领域的协作和配合,尤其是在对两国均具有战略利益的地区。而中美在敏感军事领域的有效合作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     

中美何以能和平共处?——英德、美苏关系的历史启迪

研究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处具有紧迫性,而一战前的英德和二战后的美苏两个案例都具有借鉴意义。着眼于历史,一战前的英德和二战后的美苏均实现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这值得汲取经验并吸取相关教训。中美要实现和平共处,从中国的角度看,应塑造两国共同利益,使其转化为和平共处的正资产。中国应在事关其核心利益的周边问题上绝不妥协,通过战略压力迫使美国尊重中国的地区权益,避免美国过度逼迫中国而导致两国擦枪走火。此外,中国应积极参与和创建地区安全机制,并建立各种"中美+X"三边机制,以使双方及第三方保持信息同步沟通,避免误判。要促使美国严格约束其亚太盟友,避免被第三方拖进战争。中国应广泛发展与美国盟友的安全关系,不仅在双边层面加以提升,在吸收其加入周边的相关机制时,经济收益需适当让位于政治安全收益考量。中国还应从政府、学界等层面有效引导国内民族主义。     

中国：美国海上合作新伙伴? 美国专家谈中美海事安全合作前景

近几年来,中美两国海军在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双方高层互访日益频繁。今年4月,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对美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先后与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佩斯、国防部次长英格兰、海军部长温特以及当时的海军作战部长马伦等美军官员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认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国际安全负有共同的责任,而发展两军关系对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拓展合作机会至关重要。随着中美两军军事合作交流的日益深入,两国海军在未来必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展开合作。不久前,美国《海军协会会刊》2007年8月号发表文章认为,在当前"千舰海军"计划进展受阻的情况下,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成为推动中美两国建立海上合作关系的先锋。本刊特综述相关报道,以飧读者。本刊刊发此文并非赞同其观点,亦非证实其内容,仅供参考。     

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大国际问题笔谈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恢复经济、控制疫情、弥合国内社会撕裂等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而且由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两党在一些领域也有共识,所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将以延续为主、调整为辅。同时,鉴于拜登阵营的建制派背景,其在国际问题上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相关政策。具体而言,在亚太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将大于变化;美欧关系将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未来产生影响。拜登政府以重振美国国际领导权为重要目标,对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将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拜登政府将努力消除特朗普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在重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美国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行动。在科技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基调将得到延续,中国需努力遏制双方关系恶化的势头,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拜登政府的全球气候变化领导政策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长期呈现周期性变化特点。围绕气候问题,拜登政府强调引领清洁能源革命和重回气候治理,重视国内清洁能源发展、气候议题科学化塑造、气候治理多边主义,希望在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提升美国的气候治理领导力。在国内,拜登政府欲依托科技创新、刺激需求、投资基础设施等措施使清洁能源融入美国经济进程;在气候外交方面,美国将推动相关问题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中的主流化。拜登政府设计了“团结应对策略”,将盟友、峰会外交、经贸合作、对外援助和投资、技术标准、区域合作等内容融入其中,并突出气候变化与安全、人权的相关性。在对华气候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将对中国实施限制性气候合作策略。虽然中美合作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的“2摄氏度”目标,也有助于全球低碳经济良性发展,但在气候治理领导权、全球低碳标准领域,中、美两国仍存在竞争。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六十年

为总结建国60年来的中国外交经验,本文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无偿经济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但是"千万不要当头";不搞划线外交,致力于同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单边经济援助转向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关系;履行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     

日本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主要考虑及其影响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作为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之一近年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日本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国家在东亚区域合作政策上采取何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大国外交的趋向。野田新内阁已经明确表示参加TPP谈判。日本热切参加TPP谈判的主要意图是重振日本经济,在地区问题上纠偏中美关系,制约中国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影响。参加谈判可能给日本国内政治带来分裂,也将对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带来影响。     

美国的极地资源开发政策考察

在后《南极条约》时代,美国持续关注悬而未决的南极资源问题,强调在不破坏南极环境的情况下,自由开发南极资源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曾就是否设立南极资源开发制度发生激烈的争论。目前,南极的资源开发问题虽被冻结,但美国依然担心这一问题在未来仍将威胁南极条约体系的稳定性。同样,美国也通过了多个涉及北极主权和资源开发问题的政策和法律文件,并为资源开发做技术准备,以防在北极利益竞争中落后。但总的来看,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开发极地资源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认为需防止因争夺资源而出现严重的国际争端。     

中东欧地区大国博弈新态势--兼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在地缘安全、能源、价值观等方面,美国、以德国为主要代表的欧盟国家以及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利益。三者的互动关系呈现美俄博弈主导中东欧安全形势,美德(欧)联合制俄但共识有限,美德(欧)对中国在中东欧的经济介入保持警惕但难以形成合力三个特征。随着中美竞争的持续,美德(欧)与以波兰、匈牙利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分歧扩大,美德(欧)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攻势升级,中东欧地区的大国力量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压力持续加大,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对中东欧国家的控制力不断降低,俄罗斯反“守”为“攻”回应西方威胁,而德国新政府和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对华政策更加突出价值观因素,导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总体上有增无减。但是,美欧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在中东欧控制力的弱化以及美欧与波兰、匈牙利等国关系的恶化,也为持续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带来了潜在机遇。以上因素作为影响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的重要变量,需要密切关注。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美国民意看中国六十年——变与不变的趋势分析

在过去60余年中,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基本看法是负面的,但在不断改善之中。这种变化无法与两国关系发展的程度相匹配。导致看法负面的原因主要是两国的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心。但随着中美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密,美国公众对经济竞争的担心逐渐超过对传统安全的担心,美国政府的对华合作政策也得到公众的认同,美国年青一代有可能在未来面对中国时更加自信。     

Policy visions of big data: views from the Global South

Abstract

Government intentions stand at the heart of debates about how big data can and should be used in the Global South.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insights by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visions promoted by emerging power governments in Brazil, India and China (the BICs). Doing so is crucial as these countries not only comprise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opulations, but have also demonstrated their initiative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big data politics. Drawing on a content analysis of strategic and legal documents discussing the use of big data, we identify potential areas for big data cooperation among the BICs by determining the compatibility of national policy visions. Three visions are apparent: data as a force for political liberation or repression, for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and for facilitating development. Successful BIC cooperation is likely related to the latter two, but less probable for the liberation/repression vision. We conclude by identifying the implications of BIC engagement with big data for the Global South more broad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