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路径实证研究

审委会讨论案件并决议的类审判职能因其非亲历性和不可追责性等缺陷而饱受争议并成为历次司法改革的重点攻坚对象。规范分析表明,由于法律设计和司法解释未能一以贯之,该项职能在实践中渐趋泛化和错位。实证研究显示,人员组成的高行政性与讨论议题的重影响性,使得审委会更倾向于保障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大量讨论个案,不仅影响其宏观职能的发挥,易成为司法责任的黑洞,而且把控案件质量的实际作用并非如愿。长远看,改革路径在于还权赋能,通过逐步取消审判职权,全面强化指导功能,实现审判权完整回归合议庭和独任庭,重塑审委会作为审判中的咨询者和规则制定中的决策者两大角色。这一变革应在法制框架下分三步走平稳实现,再通过修法予以固化并推广。     

审判管理与审判规律抉微

审判规律是审判活动各要素之间必然、本质、稳定和反复出现的联系。审判是第一位的,管理是第二位的,二者是主从关系,因此,审判管理必须尊重审判规律,使审判管理各项工作机制和管理的方式方法充分考虑审判工作的特点,符合审判工作实际。     

把握改革大势 推进审判管理理论研究——“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与司法公开背景下的审判管理”研讨会在重庆举行

11月20日,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审判管理理论专业委员会在晕庆召开会议,专题研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与司法公开背景下的审判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学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审判管理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霞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作主题发言。     

审判管理的目标、方法与路径

中国当前的司法改革正在法院系统内积极推进,“去行政化”的努力正使所谓的“法院独立审判”向“法官独立审判”转变.但也应该看到,法官独立审判并不意味着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也不意味着审判管理权的彻底退场,而是在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与接受审判管理权约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法院系统也存在审判管理活动和审判管理权一样,中国完全废除审判管理权也是难以想象的,关键是如何避免审判管理权对审判权的过度干预,剔除其对审判权的压倒性力量.因此,审判管理的改革也成为势所必然.审判管理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司法的公正和效率,次极目标是压缩审判管理权的运行空间,使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运转.审判管理的根本方法在于理顺“两权”关系,实现两权之间的平衡.审判管理的基本路径是遵循司法规律,又兼顾中国的司法实际.我们相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奋斗,一种良性的审判管理机制和体制终将形成,一种以审判权为主、以审判管理权为辅的法院权力结构也将最终成型.     

审判管理理论体系的法理构架与体制机制创新

审判管理作为目前在全国法院系统广泛推行的一种主流管理手段和方法,已历经多元化的司法改革探索实践十几年时间,无论是审判管理体制构建还是审判管理运行模式方法都有较多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成果。但迄今为止,关于审判管理系统化理论体系的法理学构架还没有完全形成,整个审判管理运行模式仍然处于改革探索实践阶段。科学的审判管理理论体系架构和审判管理模式创新是人民法院实现司法治理理论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本文基于法社会学、法理学与法哲学的三维视角,立足中基层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经验,试图初步构建现代审判管理理论体系的法理架构,进而探究审判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维路径与方法。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运行机制研究

从性质上讲,审判管理分为审判权内部的审判管理和审判权外部的审判管理。前者包括以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以及法官为主体的审判管理,后者即审判管理专门机构管理,或称为综合性审判管理。20世纪末以来,综合性审判管理逐渐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热议的焦点,但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模糊化、有限化、边缘化异议显现的同时,相关的专门研究却鲜见报端。     

加大管理要素投入 提升审判管理境界

近年来,西宁法院司法审判工作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持续增长,与司法保障供给相对滞后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全省的表现最为突出;二是西宁法院受结案件总数占全省的比重较其他地区最大;三是西宁作为青海省会,西宁法院以全省28%的人力资源,承担着全省50%的案件审判任     

审判管理权与审判权的冲突与协调——兼论审判管理体系的建构

本文立足中国审判实践,系统解读审判管理权与审判权的运行现状,梳理二者之间的冲突类型和根源,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思路,为二者在现阶段的和谐共存提供一个现实可行的答案。在对法院现有审判管理资源系统整合的基础上,构建科学有效的审判管理体系。     

积极主动或谦抑克制:审判管理权的正确定位与行使

引言近年来,随着法院审判工作的不断发展、案多人少矛盾的逐步凸显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要求的日益提高,传统的法院管理模式下审判工作出现了越来越多涉及公正与效率等司法审判核心价值的问题与困难.面对新的形势,审判管理工作愈来愈受到各级法院重视.应该说,各地法院就审判管理改革进行的诸如建立统一质效指标体系、设立量化考核体系、成...     

论“媒介审判”对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影响

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井喷式发展,涌现出一批批许霆案、胡斌飙车案、药家鑫案等案件。媒体通过舆论传播,将个案报道演变成全国性公共事件,形成强大的公共舆论,进而影响司法审判活动,最后形成媒介审判。媒介审判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却以不可阻挡之势干扰着司法独立,对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定罪量刑等方面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相对合理主义”及其局限性

司法改革的相对合理主义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司法改革的长远目标 ,也就是司法合理化的基本标准和改革的方向 ;中国的现实条件对司法合理化的作用 ;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 ,可行、有效的司法改革与司法操作的路径与方法。第一部分是讲这一理论的前提 ,第二部分是讲这一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基础 ,第三部分是讲相对合理主义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它在实践中的运用方式 (这实际是两个问题 )。     

法官裁判权的控制与司法公正的实现--以民事裁判制度为中心的讨论

秉承大陆法系传统、遵循依“法”裁判原则构建的我国司法裁判制度,以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规范作为司法裁判制度运转的枢纽——既作为当事人行为的准则、发动诉讼的根据,也作为法官裁判的标准、控制法官裁判权的基本工具,以及获得裁判结论正当性的基础;与此相应,程序制度没有独立的价值。这一制度体系与我国的法治现实极不适应。我们应该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重构司法裁判制度通过程序制度使当事人、社会公众以恰当的方式参与法官的裁判过程,分享、制约法官的裁判权,正当化法官所“造”之法、所做裁判结论。     

法律因何合法、怎样合理?——法律商谈论语境中的考察

马克斯·韦伯率先提出法律合法性和合理性论题,但由于其经验主义取向和价值无涉立场,只能得出实证论结论,即法律合法性就是法律的实际有效性或法律被人们所实际遵循,形式法律就是合理性法律。哈贝马斯在其交往合理性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法律商谈论,认为法律是否合法的根据并不在于它是否实际有效,而在于它是否体现了一种以对话为前提要件的法律商谈精神。法律的合理化要旨在于将体现对话商谈精神的合法性法律要求进行具体社会实践式的兑现。     

中国传统司法思维模式的文化分析

中国古代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为追求实质正义-无讼与和谐,往往会舍法而取情理,依情理进行审判。这种法律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严格形式主义相对,被称为实质性思维模式,它是中国古代审判文化的一个特质。其产生的文化根源是中国人对和谐、无讼理想社会的追求及越过事物的形式追求实质内容的思维模式,以实质性思维处理案件亦可达至息讼止争的社会目的,但这种思维模式也造成了中国人法治观念的淡漠,同时阻碍了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然而,无论如何它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无法抛弃的,只能期待我们现代人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独立审判与司法体制改革

独立性是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是司法最本质的属性。分析了独立审判对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以及保障独立审 判的现实必要性,并提出了保障独立审判、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宪政的价值构成与宪政的合理性分析

宪政的合理性不仅在于其对权力的正当化和规范化 ,更在于其对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的张扬与坚持 ;前者旨在解说宪政的工具合理性 ,后者则力图以宪政的价值合理性来论证宪政的工具合理性 ,并为宪政实践提供方向性指引。在宪政的价值构成体系内 ,正义具有综合性与绝对性的特质 ,是宪政的第一性价值 ,并构成宪政价值合理性的基础 ;民主、自由等具体价值目标是宪政的第二性价值 ,它们源自于正义且受制于正义 ,并成为宪政价值合理性的证明。     

论法治社会与促进司法公正

新形势下必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必须司法公正。     

论审判管理科学化

当前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已成为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亟需系统的理论研究来统一认识和指导实践。审判管理如要克服自身缺陷、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科学化,即应做到：既要突出针对性,又要注重系统性;既要强调规范化,又要强调类型化;既要强化审判管理,又要尊重审判规律;既要注意量化评价,又要注意评价体系及其运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既要实行高标准的严格管理,又要实行人性化的管理;既要把法官当成被管理者,又要使法官成为管理者;既要管理被管理者,又要管理管理者。同时,应把审判管理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更应注意寻求确保司法公正高效廉洁的根本治理之策。     

Justice and power in civil law negoti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justice in civil law negotiations is discussed. It is argued that the concept of power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justice behavior in civil law negotiations. Distributive justice appears to be hardly relevant in civil law disputes and should be replaced by retributive justice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of the parties. The analysis leads to the observation that justice is more likely to be relevant for the powerless party in civil law disputes than for the power-holder. I conclude that both the relative power and justice behavior cannot be studied withou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erception by individuals of both the relevant norms and the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action.     

民事诉讼审限制度的存与废

诉讼效率与法院的结构和运作紧密联系.在立法上诉讼效率取决于程序的科学构建,司法运作中则决定于案件管理水平.审理期限是一种视野过于狭窄的诉讼效率衡量体系,弹性过大的制度设置使其难以精确衡量并提高诉讼效率,故应以诉讼周期取而代之.本质上审理期限是法官职业伦理问题,而非民事诉讼法程序制度.在即将修改民事诉讼法之际,删除审限制度规定,加强对诉讼机能的调整,为当事人设置诉讼促进义务,使诉讼程序合理衔接,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