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一种调研基础上的透视

国际公共产品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基石和关键组成要素,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在新型全球治理模式下,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在数量规模、组织能力和对外影响力各方面进步卓著,通过一些路径参与到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但囿于各方面制约因素,目前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话语权暂时落后于国家在世界上的整体影响力。研究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现有路径与主要问题,把握这一领域的新趋势,探索改进方式与未来可行性路径,是发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举措,同时对于增强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能力与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对非洲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评析

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化和战略层级的提升,中国为非洲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从大量基础设施发展为软、硬公共产品兼而有之的双轨驱动模式。当前,非洲区域公共产品供给面临供需缺口巨大、供需不匹配和西方大国"私物化"倾向等问题,同时非洲自主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意愿提升。中国对非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仍面临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如何保持可持续性、中非发展战略能否精准对接、大国竞争恶化中国舆论环境等挑战。中国可以通过将自身发展经验与非洲发展战略精准对接、提升非洲自主能力以及加强三方合作等方式进行应对。     

中国生态文明领导力建设——基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视阈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的背景下，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国内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大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在全球环境治理转型进程中，中国宜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提升国际话语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中国方案。应通过加快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来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通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平衡大国绿色转型中的竞合关系，通过参与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引领建设全球法治体系，塑造生态文明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主流规范。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困境、中国路径与挑战对策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给全球卫生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新冠肺炎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关键产品工具。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困境集中体现在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严重失衡、产业链分布不均、美国供给意愿与能力弱化三个方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从国内层面积极研发疫苗、区域层面主动展开合作及全球层面加入疫苗多边机制三大路径向国际社会供给新冠肺炎疫苗产品。但随着全球卫生安全体系的失序、失衡,中国新冠肺炎疫苗产品的全球供给面临着疫苗的安全性、政治化与国内外需求平衡等挑战。当下,中国应坚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立足国内疫苗研发生产的实际情况,以多边卫生机制为主要平台,强化国际卫生合作,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

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中国在推动传统国际制度改革和建设新型国际制度层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径。展望未来,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制度,增强自身国际制度传播能力,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以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一.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概况 对外发展援助(developmentassitance)又称对外援助(foreignaid)或发展合作(developmentcooperation),从广义上说,是指一个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的经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对外发展援助作为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对受援国还是援助国本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欧盟的对外发展     

国际发展合作PPP ——更有效的发展合作新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模式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十余年在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日益流行的"国际发展合作公私伙伴关系"。通过考察公私合作这一国际发展合作新型模式的渊源、内涵与机制,探讨其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的"发展包"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对中国对外发展合作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引入非政府行为体与商业模式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开展国际发展的公私合作方面虽是先行者,但亟待将自身丰富的实践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并就公私合作制定更为明确的指导原则及管理细则,同时设立相关的机构机制,促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成长。这不仅可以创新完善中国的对外发展合作,进一步扩展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有助于逐步建立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话语权,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向更加包容、多元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金砖+"合作模式与中国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

"金砖+"合作模式是对全球治理机制建设的创新贡献。机制互动和机制关联理论通过聚焦"机制+",为探讨"金砖+"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用的分析视角。"金砖+"合作模式注重拓宽地域范围,坚持灵活渐进,秉持发展优先原则。中国推进"金砖+"合作模式的制度创新,通过"机制+跨区域成员国"的实践路径,密切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夯实了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机制。因此,对"金砖+"合作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尝试。     

多层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方式和原则

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四个层次,前两者是国际公共产品,后两者是国内公共产品。从公共产品角度来看,当前各种国际问题主要由三个原因导致:一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二是国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引发负外部性;三是各层次公共产品供给错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由霸权和国际机制的供给缺陷所致;国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由于国家政体与国情不相契合所致;多层次公共产品供给错配的原因在于未能对其适用目标进行区分。国内公共产品供给总体上比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更为有效,原因是其在成本融资、公共选择、产品界限、转移支付等方面更为合理。因此加强政体与国情契合度、借鉴国内公共产品供给经验可分别提升国内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应用匹配性和辅助性原则可明确各层次公共产品组合,利用各层次公共产品间的互补与竞争关系,也有助于加强多层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     

“双轨制+”：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治理结构探索

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参与对外援助主体的多元化,对外援助治理模式逐渐从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垂直管理模式转变为纵横交错的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经过实地调研并结合中国—FAO南南合作项目的案例,综合考察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中多元主体的治理结构,可以发现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治理具有"双轨制+"的特点。一方面,政府、实施单位及个人等主体遵循以科层制为中心的垂直权力机制;另一方面,一线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等主体形成横向扁平化的网络合作机制。这两方面共同形成纵横双向的双轨合作治理结构。同时,"+"为选择的第三方,即国际组织平台,架起了援助方、受援方合作的桥梁,实现了援助治理的资源优化与整合,提高了援助效率和有效性,并促进了中国通过对外援助治理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化进程。研究"双轨制+"结构将既有利于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宏观规划和管理能力,也为理解发展援助有效性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阿拉伯海湾国家对外援助的战略、特点与影响

阿拉伯海湾援助国是新兴援助国的重要成员,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贡献与日俱增。援助国的实践服务于政治、经济与文化战略需求,与石油红利、君主制政权、历史地缘关系、伊斯兰文化的宗教属性及地区安全环境密切相关。从外交战略看,援助政策被纳入国家总体战略,在保持对战略重点区域持续投入的基础上向全球扩展,主要体现为团结援助和南南合作;从经济战略看,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和循环利用石油财富,旨在加速推进国家经济多元化政策;从文化战略看,宣扬伊斯兰传统文化中慷慨施舍的精神,达到提升国家地位、塑造地区影响力之目的;从援助特点看,以王室和中央政府主导的援助政策,兼顾双边和多边的援助渠道,援助分配聚焦受援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积极对接国际发展合作新机制。援助不仅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缓解了贫困国家的发展难题,而且彰显了其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多重作用,与中国深入践行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息息相通。     

动荡中的全球治理体系:机遇与挑战

冷战结束后,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行动者或利益攸关方呈现多样化态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复合。然而,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近年来却面临日趋严重的挑战甚至危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国家,如美英,正在退出一些全球治理机构或对全球治理有重大影响的地区性组织;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竞争影响了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导致全球治理体系愈加复杂。挑战同时也是机会。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大了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展望未来,世界各大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及其成效将决定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气候援助

气候援助是指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开展的资金、技术等援助措施。气候援助是国际社会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备相对突出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中国于本世纪初开始实施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气候援助。通过这一实践,中国确立了相对完整的气候援助理念,即坚持气候援助与总体对外援助的统一性,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导向,倡导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共存并进",确保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通过这一实践,中国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气候外交体系,丰富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和内涵,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更好地履行中国所担负的国际责任,促进中国气候援助的更大发展,中国应基于既有实践,建立气候援助的长效机制,巩固和深化南南合作型气候外交的模式和途径,持续推进气候治理技术革新,采取多种方式打造气候援助的话语权。     

东北亚安全合作:以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为视角

安全合作是解决安全问题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当下,东北亚安全合作面临着历史恩怨、领土争端、民族主义、信任缺失等四大障碍。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但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障碍对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负面效应,而且能为安全合作提供基本条件和必要动力,提高安全合作水平。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性的供给模式导致区域公共产品相对不足,影响了东北亚安全合作的持续深入进行。文章认为,应从优化供给结构、提升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水平和发挥中国的大国作用等三个方面来改善与提升东北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与水平。     

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布局与能力建设探析

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治国理政的总体视野出发,审时度势、主动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的新主张、新论断。经过几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从目标、理念、议题、思路和路径等维度初步构建起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战略布局。这一全球治理蓝图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内基础;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积累全球层面的道义影响;强化国际议程设置和政治动员能力,合力推动全球问题的治理进程;加强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储备,为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外交安全智库国际话语权分析

外交安全智库是一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重要行为体。权力资源和权力运用是分析外交安全智库国际话语权的两个维度。从权力资源的维度看,智库拥有政策供给、理论供给、人才供给、平台供给与舆论供给五种资源;从权力运用的维度看,智库通过影响本国决策、影响他国决策、塑造国际议程三种方式来提升其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安全智库迅猛发展,但中国外交决策需求与智库供给间存在需求—供给差,智库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尚不明显。提升智库国际话语权,根本上要推动研究议程的转型升级,满足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对政策供给和理论供给的需要;推动组织形态和研究方式变革,提升政学交流、人才供给水平和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加强话语能力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对话平台,提升舆论供给特别是国际舆论供给能力。     

“中国倡议”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中国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动能。“中国倡议”的基本属性是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域模块。“中国倡议”为“全球南方”提供重要引领与合作动力，必将推动构建“全球南方”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进程:以中国减贫治理为例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传统上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始受到来自世界多极化的挑战。以减贫领域为例,中国国内贫困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中国减贫治理强调主权国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运用,通过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立足国情、有效利用国际援助及对外援助的去意识形态化。中国开始将这些来自国内实践的有效经验合理整合到全球减贫议程中,促进相关治理机制改革及内容调整,进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贫困治理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理念和方法。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东南亚援助

自建国以来,中国对东南亚援助走过了增长、调整和发展三个阶段;尽管维护了国家利益并带动双边关系的发展,但也面临有效性递减,领域不平衡的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既为援助东南亚带来机遇,也提出挑战。"一带一路"倡议既可提升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战略地位,又可提高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资金水平,还可以增强中国在对东南亚援助领域的话语权。同时,中国对东南亚援助既面临如何发挥援助引领作用的挑战,又面临如何兼顾援助领域平衡的挑战,还面临如何提升援助有效性的挑战。中国对东南亚援助需要把握机遇,克服挑战,做出主动应变。中国可以利用援助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发挥印度尼西亚在地区中的引领和带头作用,在兼顾援助领域平衡的基础上,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社会根基。此外,丰富援助政策的灵活性,为东南亚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也已成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