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

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是社会公众对刑法解释及其结论的认可和接受。它更多和更主要地是与司法活动特别是与根据刑法解释作出的刑事判决发生联系。转型时期的公众认同对于刑法解释极具价值。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主要包括刑法解释的常识化和刑法解释的合理性两个方面。在当前我国,其具体样态一方面表现为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定性的罪名进行有意识的选择甚至变更。刑法解释公众认同的实现路径有赖于刑法解释的主体、结果导向主义的刑法解释方法以及公众意见的反映机制。     

“陈会兰捡童案”折射的国民重刑主义思维——兼论刑法谦抑实现的必要性

"陈会兰捡童"案折射出的国民重刑主义思维无疑是当下社会大众对刑罚制裁机能无比依赖和迷信的有力证明。帮助国民树立正确的刑法价值观是改变这一现状的首要途径。刑法谦抑的实现有助于转变国民的刑法观念和刑罚观念,对消除国民重刑主义思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国民重刑主义思维的成因和法律价值的平衡为出发点,探讨刑法谦抑的实现之于消除国民重刑主义思维的重要意义。     

论“民意病毒”的司法治理

"民意病毒"的出现,加剧了民众对法律的不认同感。在推行司法治理的背景下,针对"民意病毒"的特点和危害性,人民法院要想理性引导网络民意、重塑法律权威和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实现从刻板的司法克制主义向适度的能动司法过渡,从传统的法官平民性思维向现代的法官职业化思维转变。     

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内容、兴衰及其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缘起19世纪中叶以后愈演愈烈的“普通法危机”,在继承进步主义法律批判,吸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更为美国化的法律思想路径。法律现实主义主张“反概念主义”的思维模式、“事实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情境主义”的立法／司法技术和“渐进改良主义”的法律发展道路,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官方法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情势和文化氛围的转变,这场运动走向了衰落,但现实主义思维已经深入美国的法律实践和法学教育,并在法律思想领域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

刑法学是一门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科学。中华法系素有重刑轻民、刑法泛化和重刑主义的法律文化传统。发达的刑律制度和律学研究孵化了丰富的刑法思想。但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在中国出现却是二十世纪初期以后的事情。回首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脉络,我们大体上将其界定为清末的开端时期、民国的初创时期、50年代的转型时期和80年代以后的发展时期。本世纪初期,在列强的压迫下,清政府开始了全面的改制和修律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翻译日本刑法为开端,引进、移植了西方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传统的刑律学研究开始向近现代刑法学转变,现代刑法学的进程由此开端;民国时期,进一步介绍、引进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说,以大陆法系刑法学说为蓝本的中国现代刑法学获得     

军事刑法概念浅析

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研究和发展,最首要的问题是针对其概念的界定。对于军事刑法的概念依据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理解,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军人犯主义、军事犯主义以及并重主义的军事刑法概念,这些概念在各自具备一定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缺陷。本文在总结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军事刑法概念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讨,以期对我国军事刑法概念的完善略有裨益。     

军事刑法概念浅析

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研究和发展,最首要的问题是针对其概念的界定。对于军事刑法的概念依据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理解,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军人犯主义、军事犯主义以及并重主义的军事刑法概念,这些概念在各自具备一定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缺陷。本文在总结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军事刑法概念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讨,以期对我国军事刑法概念的完善略有裨益。     

教义刑法学的价值:一种批判性法律思维

教义刑法学是德国刑法学界的一个重要的刑法概念,从字面含义上来讲,刑法应当被当做一种信仰予以遵守。但是,法律是人制定的,存在人思维上的局限性。强制性、权威性并不是法律应当被信仰的理由。教义刑法学应当是理解刑法原则与规则的一种批判性的思维理念,其信仰的并不是制定法本身,而应当是一种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理性的方法。通过对教义刑法学价值的分析,有利于对教义刑法学进行更加深入地认识,将信仰法律规则转向质疑并信仰法律规则。     

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

职业主义要求法官像法律家那样思维,但是按照民主主义的要求,法官应该像民众那样思维,判决应当符合民意。在中国,传统法官采用平民化、大众式的思维方式,力求判决能够体现民众的意愿。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而在法律职业发达的美国,法官在对民意的问题上既强调限制又强调开放,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判决与民意问题上的共性与差异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刑法思维的属性研究

刑法思维是指人们以刑法或者以特定的刑法观念为坐标、尺度,对罪刑关系问题进行观察、分析并予以处置的认知活动。欲强化刑法思维方式的历练,首先就必须深化对刑法思维属性的研究,而研究刑法思维的属性,应从法律思维的共同属性与刑法思维的特有属性两个方面进行甄别。刑法思维除具有法律思维的共同属性外,还具有如下特有属性:以罪刑关系为分析线索,以刑事处罚根据的探寻为起点,以"宁纵勿枉"为价值取向,以关注"损人"而非"利己"为评价基准。     

论我国死刑制度的实质性改革——以《刑法修正案(八)》削减死刑罪名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因为与以往历次《刑法》修正案相比,本次《刑法》修改可以说是幅度和力度最大的一次。《刑法修正案(八)》的亮点之一就是削减了死刑罪名,由于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因其严厉性、残酷性、非人道性和不可纠正性而长期为人所诟病,死刑之存废也是学界一直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然而,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对死刑依然保持现状或轻言完全废除都不可取,更重要的应当是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适用上对死刑进行有步骤地、渐进式地改革。从此意义上说,《刑法修正案(八)》充分表明我国已进入对死刑的实质性改革阶段。     

略论我国第一个《刑法修正案》

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不属于单行刑法,用“修正案”的形式补充修改刑法具有灵活性、便于适用性,能保持刑法统一等优点,但是我国第一个《刑法修正案》在立法技巧上仍不当地沿用了以往单行刑法的模式。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中国的刑法立法经历了孕育、诞生和发展的演进历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颁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刑法典;逐步确立了保障人权的观念;刑罚制度改革逐渐与国际化趋势相协调;刑法修正案成为主要的修法模式;刑法立法解释作为刑法的渊源开始受到重视。今后,我国刑法的改革,应当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强化人权保障、有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刑法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死刑制度和有关人权保障的刑法制度上,并及时而合理地增设新型犯罪和国际犯罪的种类,在刑法中切实贯彻联合国刑事法治的基本准则。我国刑法的局部修改、补充和完善主要应限于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两种方式;国家立法机关要适时地进行刑法典的编纂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国家立法机关还可以考虑将对刑法典集中而系统、全面的修改提上立法工作的日程,以修订出更加科学、完备因而具有更长久的适应性的刑法典。     

禁食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与教义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一条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针对陆生野生动物以食用为目的的危害行为的法律规制,在原有罪名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外延。这一立法条款修订与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相关,体现了积极主义刑法观回应社会现实的功能。此次刑法修正案对野生动物的立法完善不仅是尊重动物伦理生命权的体现,而且深层次地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法益考量,是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刑事立法领域的生动展现。野生动物的刑事法律规制并未采用全面保护的立场,这一保护的有限性是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中,需要审慎辨析刑法与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结合此次修正案的条文设置进行教义分析,合理把握具体要件的内涵与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防范以保护之名而随意逾越刑法边界。     

刑法的修改：轨迹、应然与实然兼及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评价

以往刑法的修改，显示出增设新罪、加重法定刑与限制有利于犯罪人的制度的适用三大轨迹，标示着严刑始终是指引刑法修改的主旨。然而，立足于刑法的效益、公正与人道三大基本价值的要求，以严刑为主旨的刑法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业已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虽因表面看来已开始摆脱严刑思想的支配而备受热捧，但是，实际上严刑仍是其主宰，因而承续了以往刑法修改的诸多非理性因素。相应地，修正案(八)只不过是刑法的再一次忧多于喜的修改。     

刑法立法语言的明确化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明确性是刑法规范对立法语言的基本要求，这就使得刑法的立法语言具有准确清晰、简洁通俗、庄重严谨等鲜明风格，然而，我国《刑法》的立法语言则存在着语义不清、累赘重复、罪状表述含糊、法定刑幅度过大等突出问题。为此，从宏观上来讲，需要制定一部规范立法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并构建立法语言审查制度，以期实现我国《刑法》立法语言的明确化。     

《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的基点、问题与路径

基于《监察法》的宪法性法律地位和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等理论基点,《监察法》的有效实施需《刑法》与之有机衔接。然而,《刑法》在相应职务犯罪主体及相关犯罪对象、罪名体系、刑罚配置和认罪认罚从宽规定等方面,存在与《监察法》不相对接的诸多问题,使得依《监察法》意图实现的监察全覆盖等目标难以实现,并会滋生新的权力滥用风险。《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以上问题的有效解决,应是基于以上理论基点,通过法律解释和刑法修正的路径,完善《刑法》相应规定的司法适用规则和立法规范设置。     

刑法不能承受之重——从刑法修正案（八）入手

法律规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刑法作为底限性法律规范而存在，一次法调整失灵是刑法适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和危险驾驶罪，是在刑法迷信思想的支配下，基于安抚“民意”的目的而进行选择的结果。对于一次法的选择性执法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选择刑法作为社会秩序控制的首要工具，是刑法不能承受之重；即使是在风险社会中，对“安全刑法”的价值追求也只应使刑法有限地前出。     

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

刑法的法典化是统一刑法典的制定和完善过程。当代中国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与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法治的整体发展水平、立法技术的提升密切相关。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比较法价值、社会价值、现代法治价值和规范价值。中国应综合运用外部和内部策略,制定和发展形式合理、内容全面、科学的统一刑法典。     

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中国目前实现了或者说正在实现三大现代化转型,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文明化,社会多元开放,这决定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走向是:由结束动乱转向放弃革命,由刑事法制转向刑事法治。1979年刑法是结束“十年动乱”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而恢复刑事法制的标志性立法成果之一,1997年刑法则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表述,预示中国走向刑事法治,中国刑法由此进入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协调互动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