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如何深入有序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时指出，反腐败斗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腐败现象，这样也必然存在反腐败斗争，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间断、不能停止的一项工作。当前，如何深入有序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迫切问题。（一）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反腐败斗争要寓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中，而且从根本上说，消除腐败现象主要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反腐败要与改革、经济发展相结合这个题目是“立”了，还没有“破”。…     

澄清模糊认识 推进反腐败斗争

反腐败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对反腐败斗争的每一个举措,每一个胜利,人们都十分关注,并且深受鼓舞。然而,当前也有一些人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这些模糊认识如果不能及时和正确解决,将会影响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一曰“反腐败有何难,只要一招就灵。”一些人认为我们党制定的反腐败方针政策不够狠,认为只要声势浩大,雷厉风行抓一批,杀一批,即可“杀一儆百”,一招见效,不需要采取任何其他措施。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反腐败工作已从注重治标,进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     

坚持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继续坚持三项工作格局。为什么？通过学习十五大精神，结合工作实际，我的初步认识和体会是：第一，坚持三项工作格局，是现阶段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客观需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不能一蹴而就，又要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在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既不能搞群众运动，又要切实解决问题，既不能放弃改革开放回到老路上去，又要切实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服务。这就…     

我国反腐败制度建设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制度建设在反腐败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反腐败制度建设要坚持科学性和系统性,最后落实到有效性上,而检验这个有效性的最终标准,笔者认为就是能不能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廉洁的社会主     

体制改革与创新是反腐败根本之策

我国预防腐败的措施一直侧重于思想道德教育,但体制和制度改革在反腐败中具有思想道德教育所不能代替的功能。有效的体制和制度安排有利于限制腐败,当前反腐败工作必须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把工作着力点放在体制改革与创新上。     

湖北省纪委干部朱厚伦:要以科学的反腐观认识科学的反腐败体系

为什么只有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才是科学的反腐败体系呢?首先,这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科学反腐观为指导建立的反腐败体系。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体现了反腐败体系的要素、功能、效果的合理组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反腐败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其次,这是古今中外反腐败经验的总结。中国历来注重“德政”和“教化”,尊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强调“修身、…     

探索反腐败制度创新的法治路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一大批腐败分子受到了惩处甚至法律制裁，即使国级干部亦不能免。“‘不敢腐’已初见成效。从‘不敢’向‘不能’迈进，还要靠制度创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法治思维推进反腐败制度创新，应当厘清“制度性腐败”以及反腐败制度创新的前提、目的路径和法治化反腐的当务之急等基本问题。     

贪官的告白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步步深入和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批又一批腐败分子原形毕露中箭落马，留下了一幅幅丑态百出的贪官“众生相”。纵观贪官堕落的“历程”，不难发现：在权力、金钱、美色等的诱惑面前，抑制不住膨胀的私欲，不能及时防微杜渐，轻易被贪婪和欲望扭曲了灵魂，是其陷入罪     

坚决防止“灯下黑”

正通过深入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将逐步形成切合实际、有效管用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毫无疑问,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是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的主要执行群体。实践表明,再好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如果不能得到严格执行和有效落实,就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甚至会沦为稻草人和纸老虎。可以说,纪检监察干部     

强化反腐败的制度权威

腐败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经过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反腐实践，全党逐步认识到：反腐败，制度是第一位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维护反腐败制度的权威性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     

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的理论建构及应用价值

近年来的汉语词典学,词汇学,语义学和语言信息处理等领域的研究之所以难以出现重大突破,其表层原因在于尚未对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展开深入研究,其深层原因在于没有对元语言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创造性探索,从语言学立场出发探索元语言,势必形成逻辑学元语言和语言学元语言的分野。语言学的元语言是对象语的解释性符号系统,与之相对的对象语可以是语言系统,也可以是同一系统的部分语符,依据所处语言层面和应用功能,存在词汇元语言,释义元语言和语义元语言三种系统,以之为基础可进一步研究信息处理元语言和认知元语言,元语言系统研究就是“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只有完成了这一工程才能建立语义结构网络,“自然语言能力模拟工程”才有可能实现。     

The cartography of responses to state crime: understanding the linkages among state abuses/crimes/deviance/harms/illegalities/wrongs,resistance/control,and state organizational reactions

Although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houghtful scholarly research on state crime has been conducted and published, researchers have failed to assemble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the process and reactions that begin after state crime has occurred and been detected. This article outlines a heuristic model that presents the major political actors that participate in this process and the relationships that can develop among them. In order to create the model, research that has been conducted on state crime is reviewed and integrated, difficulties with this work are analyzed, and recommendations about future research that can be conducted using the model are made.     

面对国家的个人与面对个人的国家——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发展的元动力问题

传统上,国家间的互动关系被认为是国际法规则创制与实施的基本动力,但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法日益攸关个人的利益,个人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已然成为国际法发展的元动力。国际法只有以此为基点,才能更好地规范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各国及其国民能够公平地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管理机制探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蕴藏着丰富的海洋遗传资源,但现有的国际法尚未对其管理机制作出明确规定。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多个论坛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解决进路。其中,扩大管理局的职能范围,使其能对海洋遗传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具有诸多优势,但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相左,实施难度较大;采用区域性管理机制能使特定区域纳入法律的运行轨道,却容易导致情势的碎片化;实施短效管理机制虽能防止形势恶化,可并不具有拘束力;制定一部《海洋法公约》的执行协定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Defining event re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rime scenes

Event reconstruc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solving physical crimes by explaining why a piece of physical evidence has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With digital crimes, the current focus has bee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digital evidence using an object's characteristics, but not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vents that caused th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xamines digital event re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a process model and procedure that can be used for a digital crime scene. The model has been designed so that it can apply to physical crime scenes, can support the unique aspects of a digital crime scene, and can be implemented in software to automate part of the process. We als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hysical event reconstruction and digital event reconstruction.     

Law Schools and Paper Jams

The intranet as a tool for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change Universities and their structures. The means to not only think the unthinkable but actually do it. The Intranet College Information System (ICIS) project at the Law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 has demonstrated this to be both possible and acceptable to staff and to studen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be done within a non-technical environment, it can be achieved on a low budget and it can stimulate a new culture, above all it can and should happen now.     

辨认笔录证据能力问题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辨认笔录作为新型的证据种类为新《刑事诉讼法》所确认,在辨认程序缺乏立法规制的情况下,如何对其可靠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成为实践中的难题。"两院三部"联合制定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初步确立了辨认结果的审查判断规则,为法庭审查和采信辨认证据提供了一定的根据。但是,在辨认录像制度、见证人在场制度以及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尚未有效确立的情况下,对具有"传闻证据"性质的辨认笔录采用书面审查的方法仍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不但难以发现辨认过程中存在的程序瑕疵和程序违法问题,而且无法完成对辨认结果可靠性的实质审查任务。本文针对我国侦查实践中常用的列队辨认和照片辨认程序,提出了具体的审查内容和方法,对"暗示性辨认"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规则。对于辨认结果证据能力的认定,可以借鉴美国的"总体情况规则",采用"可靠性"判断标准,对于违反辨认规则获得的辨认结果,并不当然否定其证据能力,当该结果获得了"真实性的情况保障"时,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我国就业中年龄歧视的实证研究——以1995～2005年上海和成都两市30万份招聘广告为例

就业中的年龄不属被劳动法禁止的歧视种类。据对1995年我国《劳动法》施行到2005年这11年期间30万份报刊广告招聘条件的统计,用人单位录用劳动者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40岁以上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差别排斥。年龄歧视成为劳动法规定的平等就业与现实差距最大的一个现象。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实行不合理的年龄差别,严重限制、剥夺并影响到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消除这个普遍的、严重的歧视种类:一方面可以在制定劳动就业促进法中增加禁止年龄歧视的种类,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制定反歧视法中明确把年龄歧视作为法律禁止的歧视类型。     

行政哲学何以可能

作为一种特殊的部门哲学,行政哲学能否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关键在于能否从哲学视野中确定自己独特的“问题域”,而这又取决于哲学是否具有不同于作为具体科学行政学的独特的“问题域”。只有恰当地阐释这些问题,才能有效地说明行政哲学能否可能、何以可能以及可能什么。     

南非宪法法院的"合理性审查标准"介评

"合理性审查标准"是南非宪法法院对政府积极义务进行审查的主要标准,是在宪法法院的判例中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合理性审查标准"的采用,使宪法法院可以在不侵入立法和行政功能、不与政治部门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实现对社会权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宪法法院对"合理性"的过分关注也制约了法院对政府积极义务审查的范围和程度,对社会权的保护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