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下乡为何总陷“精英俘获”陷阱——基于苏北S县的实证研究

项目下乡中的精英俘获不仅包含精英人物对特定资源的占有,还包含精英地区对普通地区项目资源的挤占。精英俘获并不必然来源于制度缺陷或精英作恶,项目分配中的偶然初始选择、自我强化机制和成本收益考量是导致精英俘获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制度隔离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何正式制度和国家权力对精英俘获的规训失效。     

非政府组织与乡村精英变迁——湖南某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一个在湖南农村从事环保事业的国外非政府组织为个案,试图分析非政府组织对村庄的精英转化和变迁以及对当地农村的权力结构变迁的影响.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去描述当代乡村的政治现状,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精英话语与村民诉求——对乡村精英治理现象的双向透视

我国村级治理的法定模式是村民自治,从法理上说,这一模式可以充分满足广大村民的诉求,但是我国部分地区在实践层面上的村级治理由乡村精英的话语主导,没有很好地满足村民诉求。从价值追求与利益驱动的逻辑向度对乡村精英治理现象进行溯源后,精英话语主导村级治理有其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客观性,但是基于其自身的局限,具有向村民自治过渡和转化的必然。精英治理因其优劣并存而与村民自治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张力,精英话语与村民诉求的融合过程即为张力的调适过程,最终将实现彻底的村民自治。     

村庄场域中的精英治理:分化、困顿与提升

目前,部分地区的村民自治仍停留在精英治理的层面。村庄场域中的精英治理可以分为引领型精英治理、维持型精英治理、滞后型精英治理与异变型精英治理等四种类型,其中,前两种为常态精英治理,后两种为病态精英治理。不同类型的精英治理存在不同的困顿,集中表现在法治权威弱化、高质量人才缺失、群体隔阂、精英异化等方面。为此,可从健全选举制度、吸纳乡贤人才、规范精英行为、促进权威融合等方面对村庄精英治理进行提升。     

当代中国乡村精英治理:局限与可能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当代中国乡村精英治理的功能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乡村精英治理开始成为国内外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乡村精英不仅能促进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社区的整合,而且能促进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但是,在乡村精英的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局限,如乡村精英的权力过于集中、乡村精英治理制度缺位等,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主要可以通过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政府权威的约束、扩大农民政治参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等途径解决乡村精英治理的局限性,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新时期我国“农村精英”治理的问题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一个个具有非凡魄力和超前胆识,无私奉献精神以及卓越领导才能的“农村精英”。他们带领村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率先富裕,走在了全国农村发展的前列。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村精英”治理模式也存在着许多局限。“精英治理”是一种模式,只有将这种模式与我国农村的社会现实更好地结合,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健康发展。     

“后乡村精英”时代乡村治理的潜在风险与对策研究

乡村是政府执政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乡村精英在维持村庄稳定,促进村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乡村精英流失情况日益严重,这是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解决精英流失后的乡村治理问题,在缓解紧张的乡村干群关系、实现村民自治、促进村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监督下乡与基层超负:基层治理合规化及其意外后果

监督下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构的结果,它塑造了一场基层治理领域的"合规化"运动.基层治理合规化水平主要取决于监督体系的科学性和基层治理的合规性成本.监督下乡虽然有问责权的保障,基层监督的可问责性较强,但不同的监督形式和监督内容,会影响监督标准的清晰性和稳定性以及信息探测的有效性,且潜在影响了基层的合规性成本.当前,监督...     

拆解与整合：村庄精英视角下乡村治理秩序问题的三层研究

村庄治理秩序研究是村庄政治研究的基础。研究以能够表达村庄基础的经济社会分化水平、村庄归属感及村级正式权力的影响力作为标准,将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在此基础上,以对村庄精英的分析为切入点,对不同时段的四种理想类型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进行分析,并通过把握村庄权力的运行实态,探究处于同一/不同时段、相同/不同性质村庄的村庄治理秩序,最后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对精英角色与地位、精英权力结构及村庄治理秩序之间的关系的探析上。     

外生型乡村精英的情感治理实践——基于独龙江乡驻村干部工作的观察

本文以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为例,探讨了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情感治理的实践过程。研究发现,外生型乡村精英恰当运用情感因素架起国家与社会、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情感链接,有效推动当地民族团结示范工作的创建过程。治理过程中,情感治理技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基于乡土社会文化的进入技术,一个是传承于政党情感工作传统的治理技术。二者的融合使用促使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更好地完成治理任务。本研究认为,情感治理在技术治国的当前仍发挥重要作用,恰当运用情感因素将对乡村振兴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基层治理:体制与机制——条块关系的分析视角

本文从条块关系的视角,对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动因、条件、路径和类型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既有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探讨条块关系与体制适应能力不同,本文提供了一种分析基层条块关系与适应能力的微观视角.研究发现,条块体制的分割性、低效性和惰性,给基层治理机制创新提出了要求.在条块分割体制下,基层政府之所以能够更好地对接基层社...     

精英吸纳与组织协商: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党建工作初探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将社会管理作为自身的核心任务。从社会管理的视角看来,通过推进精英吸纳与组织协商两个环节的建设,能够避免社会精英对党和政府的挑战,并在党内为社会矛盾提供制度化的化解渠道,从而在量上减少并在质上缓解社会冲突,将党的领导与社会和谐统一起来。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多样化——基于创新过程中主体互动的研究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是一个涉及创新初始、试点、实践等三个阶段,并涵盖多个创新主体互动的动态过程。基于创新过程视角,并借鉴控制权和资源依赖理论,重点分析“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等创新主体在基层治理创新不同的过程阶段所具有的互动关系和策略,进而构建一个基层治理创新过程的主体互动框架,分析基层治理创新不同阶段创新主体互动的关键机制。基层治理创新遵循“自上而下的强控制—资源配置与创新试点博弈—创新成功、中止、失败或融合”的演进过程。在基层治理创新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基层治理试点与实践阶段,创新主体均采用不同的策略而形成相应的互动关系,最终影响基层治理创新成效。目标导向与自由裁量、压力监督与资源整合、考核问责与倡议联盟是促使创新主体在不同阶段形成互动关系的关键机制。     

我国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探究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方式,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当前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还存在参与主体、参与渠道、参与程度等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亟需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利益机制、组织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协调机制。     

民主选举、政治精英流动与乡村社会稳定 ——东部EL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实证观察与思考

从东部EL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及期后出现的群体上访事件的实证调查与分析可以看出，在近20年的基层民主实践中，村民的民主意识与经验得到了提升，而基层组织和干部却没有同步提高。这种非均衡性的结果是因政治利益集团的“封闭性”阻滞了“民主选举实现政治精英结构流动”作用的发挥，从而导致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政治精英的分化——形成了“制度性精英”与“非制度性精英”，这已影响到农村社会的治理和稳定。     

富人治村的社会吸纳机制及其政治排斥功能——对浙东先锋村青年农民精英治村实践的考察

浙东先锋村的个案说明,富人在治村实践中通过构筑公共权力结构网络吸纳了农村社会成员结构分层中的精英群体,并通过个人魅力型权威形象的塑造和深具村落道义伦理文化支撑的治理技术的运用,以营造道义合法性形象的方式,将村庄里的弱势群体吸纳进当政的民意合法性根基当中。然而,富人在培育社会吸纳机制以夯实民意合法性根基的过程中,无形之间却为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树立了经济实力、道义伦理和社会活动力三大门槛,从而将村庄的绝大多数人排除到了公共权力结构网络之外。     

党员干部下乡的动力、机制与作用——国家基层治理的一种实践形态分析

在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要求下,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密切干群关系和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是基层党委政府动员党员干部下乡的具体目标。而农村空心化、农民碎片化、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和维护社会稳定则是党员干部下乡的社会成因。针对当前农村发展现状和党员干部这一特殊的人才资源配置,基层党委政府应建立党员干部下乡的科学化机制,进而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加快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     

任务密集、权责倒挂与基层疲惫——基于中国中西部基层治理实践的考察

近年来,在既有治理架构不变的情况下,以精准扶贫为主要内容的治理任务高度密集,辅以精细化的技术治理手段和零容忍、高强度的监督考核体系,基层干部工作负担空前加大;加之权小、责大、事多的权责结构严重失衡,基层疲惫现象已成不可忽视的趋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有效缓解并改善这一处境,一要从价值导向上为基层干部正名,二要从工作环境上积极纠偏,三要落实合理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基层干部正常家庭生活,四要建立并完善基层干部正向激励机制,争取从经济待遇、政治待遇、情感体验、价值认同等多方面实现对基层干部的有效激励。     

分配型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与运行逻辑 ——基于鄂中W村的实证调研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之下,村庄成为承接项目的基本单位,如何对项目资源进行分配和平衡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为了有效回应村民的需求,村级组织基于村民的利益诉求,在村民自治及民主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分配型协商民主模式。该模式通过组织的设置与调整,为村民搭建了双层议事平台,以村干部入户访谈和公共项目清单制的方式广泛吸纳和整合民意,通过规则的创新与建构保障村民的有序表达和协商,在此基础上促成协商结果的达成,有效实现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的对接。分配型协商民主坚持村民的主体性地位,激发广大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分配,通过分层级的协商机制保证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空间,提升决策的效率;同时,坚持以公意为核心的治理理念,提升村级组织的自主回应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之路。     

当前我国农村精英缺失与社会控制的弱化--论合理社会分层对于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精英缺失、社会控制的弱化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都成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隐忧。因此,怎样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引导构建农村社会合理分层结构,发挥农村精英等在农村社会控制方面的作用,对于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