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在当代西方,人们已经越发重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问题。一个政党要想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长期稳定地执政,自身必须具有合法性。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即人民的认同、权力运作的程序合法、科学的制度基础、执政的有效性基础。     

合法性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短短一句话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执政地位的历史由来和群众基础,指出了我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揭示了人民总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能够带领自己前进的领路者的规律。一般认为,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民众的同意和支持。“合法性”理论的主要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就把合法性视为“可靠的统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他还把合法性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即传统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     

论执政党合法性生成的一般基础

"合法性"理论巳成为现代政治学最具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一.任何执政党都存在合法性问题,执政党对政权的经营与维护实质上是执政合法性的生成基础问题.合法性的生成基础是系统的、多元的,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一般包涵执政绩效、意识形态、民主法治、政治人塑造与公民社会培育等方面.     

对"三个代表"关于党执政合法性的意蕴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意蕴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论执政党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任何政治体系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源。所谓合法性 ,是指政治体系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其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执政党的合法性 ,从根本意义上讲 ,就是指执政党凭借其自身力量从国家和社会中所获得的领导基础和执政基础。在这里合法性不仅仅指执政党从国家和社会中所获得的支持程度 ,而且体现为执政党领导与执政本身的领导的合理性、权力的合法性和治理的有效性。哈贝马斯说 :“任何一种政治系统 ,如果它不抓合法性 ,那么 ,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 ,就无法永久地保…     

加强和改善执政合法性建设 夯实和发展长期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们不仅需要纪念和庆祝,更需要冷静地看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中东有关国家政局剧变,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当前加强和改善执政合法性建设需要做好"三个善待",珍惜执政合法性基础;做好"三个呵护",拓展执政合法性资源;做好三件大事,提升执政合法性建设水平。通过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来夯实和发展我党长期执政基础,是党的建设紧迫而又重要的工作。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思考

执政合法性简单说就是民众现存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党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出现了消解执政合法性的因素和迹象.要应对诸多执政风险,必须创新意识形态,强化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基础;维护社会公正,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绩基础;推进民主制度化,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规则基础.     

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指执政党凭借其自身力量从国家和社会中所获得的领导基础和执政基础。在这里,合法性不仅仅体现为执政党从国家和社会中所获得的支持程度,而且体现为执政党领导与执政本身的领导的合理性、权力的合法性和治理的有效性。从政治学角度看,执政权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管如何界定,其基本含义是人民对政治权威的依赖、认同和支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     

从苏东剧变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必须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笔者在探索执政合法性的内涵和基础后,分析了苏东剧变凸现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提出了增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几点对策:主导意识形态,创新执政理念;促进经济发展,形成利益认同;强化制度建设,推进政治文明.     

法治: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西方近现代,特别是马克斯.韦伯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转型期的中国迫切需要巩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以整合各种合法资源,为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总结西方经验,具体分析中国情况,将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我们的重要选择;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与法治息息相关的市场经济的建设,同时也要协调好自然理性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思考

执政合法性简单说就是民众对现存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党和政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出现了消解执政合法性的因素和迹象。要应对诸多执政风险,必须创新意识形态,强化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基础;维护社会公正,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绩基础;推进民主制度化,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规则基础。     

执政合法性理论的演变传承及其启迪

执政需要合法性理论,人类社会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合法性理论;追溯执政合法性理论的演变发展,不断追溯权力来源,是执政合法性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逐渐放大“民(人)”的位置和空间,是执政合法性理论发展的中心内容;不断结束迷信“神”和圣人是发展过程的主线;“法”的从无到有、从粗疏到完备细密,是执政合法性理论成果的根本体现。     

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构建

延安的13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及其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积极构建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赢得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支持和信任,为党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的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生国家VS福利国家：中西方的比较与启示

民生国家与福利国家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从基本内涵、生成背景、理论基础、本质属性以及建构路径等五个方面,对民生国家与福利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三点启示：中国正在建设的民生国家与西方福利国家都可以为执政党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提供民众基础;改善民生福利,要注重协调多元主体,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应辩证看待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坚定走中国特色的保障与改善民生道路。     

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理论述评

基于研究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需要 ,哈贝马斯由“合法性”的内涵切入 ,在以国家干预和科技进步为其提供合法性基础后 ,系统分析了其合法性危机并提出若干解决危机的方案 ,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理论。该理论以其创造性和系统性体现出较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但也反映出哈贝马斯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局限性     

从苏东剧变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必须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笔者在探索执政合法性的内涵和基础后,分析了苏东剧变凸现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提出了增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几点对策:主导意识形态,创新执政理念;促进经济发展,形成利益认同;强化制度建设,推进政治文明。     

“韦伯拐点”与新的国家类型学

马克斯·韦伯改变了国家学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思考路径,即"政体分类"的传统,从而转向对国家统治合法性来源及其类型的探讨。这是国家学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笔者把其称为"韦伯拐点"。"韦伯拐点"的出现是由韦伯探究社会问题的理论路径和方法决定的,韦伯从理解社会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出发,认为国家是人们社会行动意义取向一致的结果。国家的实质在于统治,作为社会意义存在的国家只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互相所认可的合法性统治关系中。根据合法性来源的不同,韦伯提出了新的国家类型学,即法理型国家、传统型国家和克里斯玛型国家。     

邓小平的执政理念

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注重通过执政的有效性,为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物质基础;发展了党的意识形态,为执政合法性奠定了理念基础;宪政制度的建设为执政合法性奠定了法理基础。邓小平的执政理念是我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硕果。     

谁僭越了人民主权——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很多西方学者都以负面的眼光来评价卢梭的政治思想,如人民主权思想、公意思想,认为其思想为日后的血腥革命、恐怖政策和极权独裁统治提供了理论铺垫,从而带来了人类历史上血腥的一幕幕.但是通过从平等与公意、政治与道德、人民主权等方面对卢梭思想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带来人民主权被僭越的不是卢梭的思想而是某些卢梭思想的所谓"朋友"和"敌人".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执政理念

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任何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毛泽东时代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合法性生成有效性;邓小平时代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有效性生成合法性;江泽民时代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强党执政的有效性,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