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的“右派朋友”如何躲过“右派”帽子

毛泽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首先就不正确"1957年6月,毛泽东听取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民盟"及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情况,当他听到罗隆基讽刺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时,愤然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后来成了反右重灾区。     

“同”与“不同”的帽子

俗话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前几日快乐大叔参加一个活动，一位久未晤面的老兄满面红光地走过来与快乐大叔问好，期间话语虽简短，但还是听出来这位老兄最近好像升官了，心情大好。果不其然，老兄的名片上赫然印有“××助理”字样，后面还有一括弧，括弧内写有“正处级待遇”。按快乐大叔的理解，所谓“正处级待遇”也好，     

“摘帽办”：为55万右派甄别平反

1978年5月3日,我（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指派,到“摘帽办”工作。“摘帽办”是中央五部为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而成立的办事机构。     

“朋友”刍议

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可以推心置腹的却没有几个，相信这是现代社会人们的普遍心声。过去的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现在的人面对突然造访的朋友，非但没有惊喜之情，反而私下惴惴不安。过去的人与人相识是否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是要经历过角色更替与世事沧桑的考验之后，才能尘埃落定、盖棺定论。而今天初次见面一句话相投便可以称兄道弟、呼姐喊妹，引之为朋友。然而一会儿朋友纷至沓来，如过江之鲫；一会儿朋友悄然而去，如过眼烟云，让我们不知不觉问对今日之朋友的真谛与信用度产生怀疑：是世界太奇妙，还是我们的思维变化太迟缓？笔者以为对“朋友”二字，还需仔细做一番梳理与考量。     

当心“朋友”

朋友，是一个温馨的字眼儿。什么是朋友？按郑玄的说法：“同师曰朋，同志曰友。”自古以来，“亲朋好友”就成为—体，分不清亲人和朋友哪一个更亲近。难怪《论语》中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慨和“朋友信之”的教诲。大概正是这一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才有了“多个朋友多条路”、“为朋友两肋插刀”、“宁让朋友负我，我决不负朋友”之类令人动容的“朋友情结”；难怪人们会将“重朋友、重感情”的赞语郑重地送给“朋友情结”深厚的人。     

关于“双百”方针的新思考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旨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迎来了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春天,但受各种因素的干扰,这个方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考察＂双百＂方针发展变化的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在新形势下继续坚持＂双百＂方针具有重要启示。     

刘少奇是如何被扣三顶“帽子”的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头很快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刘少奇。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伪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弥天大“帽”。“文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伪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鲜为人知。     

台湾如何摘掉“农药王国”的帽子

老一辈的台湾人都对＂多氯联苯中毒事件＂记忆犹新。1979年夏,在台中,无良业者用遭多氯联苯污染的米糠油制成食用油,许多民众食用后皮肤溃烂,身体发黑,受害者有几千人,台湾人自此开始全面重视食物安全问题。     

“朋友”将区长“送”进大牢

今年7月9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上海市长宁区原区委副书记、区长陈超贤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万元，其在案冻结的存款及其亲属代为退缴的赃款共折合人民币312万余元被没收，上缴国库。陈超贤当庭表示不上诉。     

被“文革”湮没的民主党派十月进言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展开,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因为“帮助共产党整风”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进而受到点名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与此同时,民主党派的地位、影响、作用受到置疑。民主党派遭遇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挫折。 然而反右派运动的创伤还未抚平,造成全面内乱的“文革”又席卷而来。虽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中共党...     

被朋友“出卖”的区委副书记

2010年3月,浙江省舟山市纪委在调查新城管委会某公司经理违纪违法问题时,牵涉到了行贿人——舟山市某仓储公司总经理朱某。朱某受到调查后,曾收受其巨额贿赂的定海区委副书记虞军明惊慌失措,连忙退还几名行贿人数十万元现金。然而,他的行为只是自欺欺人,2010年4月13日,虞军明被舟山市纪委实行了“双规”。“双规”期间,虞军明写下长达10页的忏悔书,其中说道：朱某为了在工程承接、土地指标安排等方面得到关照,想方设法投我所好。     

中南海“打老虎”（上）——领袖们关注的“三反”、“五反”运动（上）

“五毒”、“三害”、“打老虎”这些名词儿,对于今天的青年已经陌生。如果将其译成今天的流行语：“偷税漏税”、“贪污受贿”、“腐败分子”,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不流血的内部战争。毛泽东甚至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你有贪污吗？”周恩来的老厨师也受到嫌疑。人们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它的警示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     

靠“朋友”发家的巫山巨贪

2008年8月1日，因受贿2226万元成为“重庆第一贪”的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及妻子付尚芳再次同庭受审。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晏大彬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全部被追缴。经法院审理查明，晏大彬于2001年10月起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兼巫山县长江公路大桥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巫山县公路、     

中南海“打老虎”（下）——领袖们关注的“三反”、“五反”运动（下）

“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三反”运动在全国晨开……。五反。历时半年,进行得比较顺利,到1952年6月基本结束。然而令一党主席和一国总理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商人,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所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正像毛泽东曾经预料的,有些人没有被钢铁炮弹打倒,却被。糖衣炮弹’击中。     

毛泽东关于“双百”的思想及其变化

１９５６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之下,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在文化科学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次年,便发生了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为了科学地认识这段历史,本文对毛泽东关于“双百”的思想及其变化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指出,毛泽东“双百”思想的形成,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次思想解放的产物,反映了中共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尝试。但由于毛泽东思想深处的固有矛盾和在认识上的某些限制,加上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变化,“双百”方针结果却在１９５７年夏季演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方针,其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刻思考和总结。     

尊重“小人物”

不久前的一次聚餐上,有人带去了一瓶红酒,红酒是朋友从法国订购并托人送来的,口感很好,大家都觉得很珍贵。然而,到场的几位客人都不胜酒力,一瓶红酒开瓶之后只喝了一少半,还剩下了大半瓶。其中一个朋友建议把红酒存在这家饭店,留待下次来的时候再享用。     

“大潮”中的“细流”——对1978年前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转变的考察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和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推翻"两个估计",重新评价知识分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完成了对科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这使得广大知识分子迅速走出人生低谷,迎来了"严冬"过后的又一个"春天"。     

梦“换”成真：朋友：换个圈子转转

“以物易物．网络交换”足以让我们知道“换客”的前卫（见本刊2006年11期《“换客”，只败家不花钱》一文）。而今又出现“换客”升级版——与其说他们是一群“换客”．不如说他们是一群将“拿来主义”的精神有效升华了的“智者”：懂得从外界，或者说从周遭人群中吸纳好的、自己需要的思想意识元素——交换空间、交换技能，甚至交换朋友和教育方式．以满足多方面的需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也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全新的人际交往模式。     

被“朋友”出卖的区委副书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委原副书记虞军明受贿案透视

2010年3月,浙江省舟山市纪委在调查舟山市新城管委会某公司经理的违纪违法问题时,牵涉到一个行贿人——舟山市某仓储公司总经理朱某。朱某受到纪检机关调查后,     

被“朋友”拉下马的副市长简

2014年1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原副市长金昭涉嫌受贿案,在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时,往日围绕在身边的各路“朋友”纷纷不见了踪影,而自己却要锒铛人狱,仔细回想腐败“历程”金昭悔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