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司法文明已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然而,在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有个体、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文在分析刑讯逼供的成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与国情,提出了目前我国遏制刑讯逼供的一些对策。     

论我国的刑讯逼供

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刑讯逼供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既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又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     

论我国严禁刑讯逼供的程序保障

刑讯逼供事实上在我国目前的状态可谓＂久禁未绝＂。这其中,固然存在着刑事司法传统的强大刑讯惯性以及破案压力、侦查技术水平低下等实际困难,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侦讯程序正当性的缺失,即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设计的失衡、缺位。本文认为克服这一现象关键之处在于完善侦讯程序。     

刑讯逼供的对策分析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采取肉刑或变相肉刑的方法逼取口供的行为。我国法律是明确禁止刑讯逼供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刑讯逼供现象却屡禁不止。本文根据其现阶段存在的原因及危害,从程序保障的层面来阐述对如何遏制刑讯逼供的几点思考。     

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的技巧

通过多年的办案,笔者发现一个案件好比是由一个一个奇形怪状的小拼图组成的图案,而这些奇形怪状的小拼图就象是一份份证据。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收集证据就象是把所有的相关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小拼图都拢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轮廓但不清晰的图案。而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对证据的审查就象是把所有的小拼图再重新拼一遍,客观判断小拼图之间的连接性,重视每一个细节,去伪存真,查漏补缺,只有这样一张清晰的、完整的、正确的图案才能形成。而错案,往往是错在证据上。也就是说,采用了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其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则是防止错案发生的关键所在。通过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能够判断公安机关的取证程序是否合法,通过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能够判断其他证据的真伪性。所以,在审查起诉阶段一定要允许犯罪嫌疑人进行辩解,甚至翻供,这样才能对案件所有证据进行客观、全面的判断和调查分析,对案件有一个准确的定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及出路——以刑讯逼供为主视角

刑讯逼供是当前中国刑事侦查当中的一大顽疾,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是破除这一顽疾的一把利剑。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审判阶段。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原因,其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之下,只有将其运用到侦查阶段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作用才能完全体现出来。     

被告人供述合法性确认策略

被告人当庭以受到刑讯逼供为由翻供是公诉人出庭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如何确保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是公诉人出庭公诉面临的较大挑战,也是公诉工作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审查起诉时发现疑点要启动审查程序。庭前审查证据的重     

浅析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我国刑法明确将刑讯逼供规定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虽然经过近几年的整治,也随着办案民警法制意识的增强和办案水平的提高,刑讯逼供这一职务犯罪现象以得到有效控制,但我们仍偶尔听到不“和谐”之声传来。     

浅议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刑讯逼供问题——以章国锡案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的第一案”——章国锡案是2010年7月1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全国首例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证据依法予以合理排除的刑事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时隔十五年的2011年的刑诉法修改草案对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有利于实现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遏制。     

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以“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为中心

为遏制刑讯逼供,我国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刑讯逼供"一词作出准确而允当的解释。"刑讯逼供"本系我国立法上之用语,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是"酷刑"一语,而目前,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的原则,依据《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刑讯逼供,基本是可行的。在司法适用上,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还应当注意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对于药物和催眠审讯,药物审讯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催眠审讯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前提下可用,但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营救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探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前景——以“刑讯逼供”为切入点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我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内容上,其对如何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尤其是采用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对我国证据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学者对各地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的调研结果表明,其在实践中仍难以摆脱被搁置和规避的命运。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规定的应然层面,还应在司法实践中给予其相关配套制度,并努力在更广范围内实行司法改革。     

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其解决路径探究

刑讯逼供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兴词汇,它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时代和法治环境的变迁,刑讯逼供的表现形式和价值基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权保障的加强和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都使得人们意识到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遏制这一制度几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和盼望,而要想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就必须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并以合理的方式遏制这一现象的发生。由于刑讯逼供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悠久,要想在短期内完全的根除并不切乎实际,根除刑讯逼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侦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影响及对策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强化和完善,它的实施给职务犯罪案件侦办工作带来了运用讯问谋略、政策教育被视为诱供、刑讯逼供,证人出庭翻证,侦查人员出庭质证的系列风险。为此,我们必须转变侦查人员的司法价值和办案理念,创新侦查方法、提高侦查技能,加强侦诉衔接和侦审沟通。     

劣币驱逐良币——从经济现象观刑讯逼供之法律问题

"劣币驱逐良币"是一种经济现象,然而它的形成过程却可反映刑讯逼供的心理成因.出现刑讯逼供这一"劣币",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驱逐"这一"劣币",则需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沉默权、有效的讯问监控手段,以及修改刑法规定等一整套"良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为例

中国三个地区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处理情况的调研结果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其中有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原因,因此,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不能仅限于证据规则层面的努力,而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改革,以推动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遏制刑讯逼供之对策探讨

刑讯逼供在我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刑讯逼供。但是实际工作中，刑讯逼供现象却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一大顽疾，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要彻底杜绝这种丑恶现象，是目前刑事司法领域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文章分析了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然后从加强监督与制约，完善内部制约机制，加大惩处力度等方面提出了防范和打击刑讯逼供的具体措施。     

我国法庭治理刑讯逼供之反思与重构

刑讯逼供久禁不绝,侦查机关固然难辞其咎,但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程序控制机制“失灵”也是易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法庭对被告人提出的有关刑讯逼供的抗辩几乎一概置之不理,不仅使本已有限的司法审查权虚置,而且使被告人根本无法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法庭在治理刑讯逼供问题上的“无能”表现,不仅有立法不周的原因,而且还有深层次的体制因素和思想根源———基于对这些制度化背景的认知与反思,构建程序性制裁制度,无疑是使法庭能够真正遏制刑讯逼供的最为现实的出路。     

浅谈刑讯逼供对抗机制的完善——赵作海案引发的思考

近几年,刑讯逼供的案例不断涌现,赵作海案更是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众所周知,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无罪的人不受非法侵害,而保护有罪的人不受法外制裁却时常进入不了人们的视野。刑讯逼供结案率悬于高位,与法律保障人权的宗旨相悖。本文拟以沉默权和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现状及缺陷为出发点提出完善措施,希冀对保护人权有所裨益。     

检察办案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重心、程序及效力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排除非法证据的重心应是非法言词证据。检察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可设为四个步骤，即发现非法证据线索；初步排查已发现的非法证据线索；审核、听证、决定；权利救济。检察环节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不能经过补正、补强或者再次取证转化为合法证据。     

审查起诉环节对非法证据排除之思考

在我国严禁刑讯逼供的司法机制中,不合法证词排除规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保证效果,它不只规范办案人员搜集和运用依据,更重要的是对不合法取证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和救助。排除不合法证据的范围,规定审查起诉环节排除不合法证词的操作规程,关于防止由于采用不合法证词而致使冤假错案的发作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