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行政问责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议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已经开始从＂运动式＂问责向＂制度化＂问责转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也应当认识到,我国的行政问责仍处于摸索阶段,相应的配套措施还不健全,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推动行政问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需要从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简议行政问责制度及其法理基础

行政问责制度从2002年在我国开始兴起,经历2003年的非典时间引起广泛的注意,到2008年的＂问责风暴＂行政问责已经是被推上立法、执法、司法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简要介绍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以期行政问责制度能在我国健康的发展,促进法治政府构建。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反思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和效能政府的重要保障。自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政坛掀起了一场迅猛的＂问责风暴＂,取得了一大批问责成果,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凸显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度,以确保政府部门及官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由此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官员问责 五大悬疑待解

近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行政问责＂。 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不少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情况下启动问责？问责该由谁来启动？被问责的官员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能否复出？如何复出？就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     

政府问责制的合法性进程——制定问责法的必须性探讨

行政问责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主要由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基本要素构成。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行政问责立法滞后,由此就造成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对象不够全面,问责范围过于狭窄,职责权限比较模糊,责任形式不够全面,责任追究弹性较大等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惩罚、教育、警示、预防功能,必须加大行政立法的力度,明确行政问责主体,拓宽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责任认定标准,严格行政问责程序。     

行政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常态”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     

论构建有效的行政问责法律制度

行政问责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主要由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基本要素构成.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问责立法滞后,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对象不够全面,问责范围过于狭窄,职责权限比较模糊,责任形式不够全面,责任追究弹性较大,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等.为了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惩罚、教育、安抚、补救、警示、预防功能,必须确立责任行政理念,明确行政问责主体,拓宽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责任认定标准,增加责任承担方式,严格行政问责程序,优化行政问责环境.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近年来,中央党政机关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行政问责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一些官员被问责,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行政问责的主体、对象、事项范围、程序与方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强化异体问责主体,明确行政问责对象,拓宽行政问责事项范围,健全行政问责程序规则,严格采用准确、恰当的责任追究与承担方式,以期推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     

不断前行的中国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推进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正随着一次次广受关注的“问责风暴”而被人们所关注。为使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问责的科学内涵、如何正确实施行政问责，以及在推进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等，本刊特组织了这期专题，以帮助广大读者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正确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为构建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常态化与法制化

随着行政问责"风暴"袭来,行政问责逐渐走向常态化。本文在探讨行政问责制的涵义之后,分析了行政问责的常态化路径和过程,并指出我国在推行行政问责制实践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对行政问责制的法制化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行政问责制走向刍议

探索行政问责制的走向,对于行政问责制向纵深发展,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意义。要使行政问责制进一步规范化,必须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由以同体问责为主走向同体和异体共同问责,由事后问责、问题问责、火线问责走向全过程问责、常态问责和终身问责,由外部问责走向内外部结合问责,由以政治问责为主走向政治与道义问责并重。     

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肇始于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行政问责的“风暴”。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对行政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存在行政责任不明,党委官员游离;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人治色彩浓厚;问责实施混乱,官员复出随意;问责监督不力,政府公信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当明确行政责任,加强对党监督;强化异体问责,辅以同体问责;加强问责立法,实现问责法治;规范问责实施,严格复出程序;健全问责监督,提高政府公信。通过实施以上对策,以期建立一个全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论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之衔接

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别。就行政主体对行政利害关系人之责任而言,行政诉讼是一种重要的行政问责机制。在行政诉讼承载着监督行政主体及其人员依法行政之功能的前提下,行政诉讼又是人民法院及其司法人员发现行政公务人员违反政纪或法律并依法移送行政问责案件从而启动行政问责程序的重要渠道。《行政诉讼法》第56条就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的衔接问题有所涉及,但存在诸多欠缺,有待通过构建相关的配套制度加以落实和完善。     

当前我国公民问责研究综述

公民是异体行政问责的重要主体,公民问责是异体行政问责的重要形式和重要内容,是行政问责深化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近年来,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公民问责进行了初步研究,包括公民问责的概念与意义,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公民问责存在的问题以及路径改善的对策建议等等。     

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所谓行政问责制度是指各级行政主要责任人在其管辖和服务的主要领域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能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从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到今年刚刚发生的伊春空难、上海大火,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列公共事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也提醒着我们,政府在注重行政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     

关于行政问责法治化的思考

行政问责法治化对于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分析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科学内涵、基本原则和意义的基础上,从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加强行政问责执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提出对策。以期对全面推进行政问责法治化,建设责任型政府有所助益。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问责权责不清,主体缺位,问责范围过窄,标准不统一,问责法律缺失,程序不实.为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培育问责意识,塑造问责文化；明确问责主体,强化异体问责；健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程序；完善问责救济,建立复出机制.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与行政问责制度构建

自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后,包括海南、重庆、湖南等在内的许多省、直辖市都加大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力度。扩权、放权后为了对县级政府的权力行使加以严格监督,很对地方都出台了地方性的行政问责制度。当前中央也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些行政问责制度无疑对规范和监督县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各种问题,比如问责主体单一、客体有限、内容狭窄,以及程序不完善等问题,从而致使行政问责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因此,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应针对上述问题,对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加以完善,从而促使县级政府的行政权力得以良性行使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行政问责风暴后的反思

今年以来,不断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以及由此引发的官员问责风暴给我们以深深的震撼,也引起了文中对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思考.在此,本文以"问责风暴"为切入点,对我国的行政问责风暴提出了相关见解.     

重大事故行政问责制研究

如何建构有效的问责制来督促政府责任行政,以确保政府公共工程事故不再发生?基于我国特色的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我国行政问责机制在面对这类事故时,在善后问责方面具有高效全面的优点,但却因为难以保证问责的长效性与深入性而难以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对此,需要建构公共参与问责制来弥补其不足。与此同时,还要注意行政问责制建构的其他问题,尤其是行政价值多元性所决定的行政问责制的类型化建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