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

“刑事被害人知情权”是指因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而使其人身或财物遭受损害的被害人依法所享有的知悉刑事诉讼中与其自身利益相关信息的权利，而义务机关负有应以合理方式提供信息并加以保障的义务。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刑事被害人知情权概述；第二部分是我国刑事被害人知情权的保护现状；第三部分是我国刑事被害人知情权保护制度的建构。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根据我国Ⅸ刑诉法>的规定,被害人具有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身份,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被害人权利却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些限制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诉求不能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表达,继而有相当一部分被害人采用"上访""缠诉"等非正常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对于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本文分析我国当...     

试论被害人知情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缺失与建构

伴随知识经济时代与电子信息情报网络时代的到来,知情权已日益成为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之一的被害人,其知情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以利于其更好地参与诉讼,实现合法权益。但是现有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知情权的保护却存在诸多漏洞,本文试图以刑事诉讼的五大程序为线索对此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思考

我国《刑诉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是指具备刑事诉讼能力的当事人,但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里,却极大限制了被害人的权利,这种限制导致被害人在进行刑事诉讼之时,常常处在弱势位置,并且它们也不能通过正常司法途径来表达其内心的诉求,进而出现部分被害人采取"缠诉"、"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来表达自身诉求,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的秩序。文中就我国被害人在权利保障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作了大致分析,并就此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意见,以期为我国立法机关修改或制定相关法律提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刑事被害人知情权的程序保障

刑事被害人对诉讼信息的知情是其行使诉讼权利的逻辑前提。被害人的知情权蕴涵着丰富的程序价值,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已成为刑事诉讼基本人权保障的国际趋势。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对被害人知情权的法律规定较为周详,涉及到调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各个阶段。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在诉讼中享有一定的知情权,但知情的范围较为有限,而且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措施,与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不相称。以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为参照,借鉴境外的立法经验,完善被害人的知情权,是切实保护被害人权益的一种理性选择。     

完善刑事诉讼被害人权益保障途径

目前，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没有建立起完整成熟的理论和保障体系。因此，在保障刑事被害人权益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笔者认为，要健全刑事被害人制度，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全方位提高刑事被害人应有的权利，以彰显法律的正义价值。     

刑事诉讼被害人的诉权初探

一直以来,被称为诉讼法理论领域之“哥德巴赫猜想”的诉权理论几乎是民事诉讼领域的专属研究研究课题。但笔者认为,诉权这一通过进行诉讼、实施诉讼行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维护自己权益的权利,应当具有宪法性权利的属性,同样适用于其他诉讼。对于刑事诉讼而言,作为犯罪的直接侵害对象和诉讼的主体,被害人应当具有诉权,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参与程序、交涉诉讼结果的更多权利,这将对刑事诉讼的变革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思考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长期以来出于一个被忽视的状况下,随着国际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日益受到了重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关系着起诉权的配置,诉讼构造的构建等诸多重要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也从立法角度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以及保障了被害人的诸多权益,但从保护人权保护被害人利益的角度思考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仍有改善空间。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法律地位之研讨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是被害人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集中体现。由于对刑事诉讼本质、功能、目的认识不同以及法律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刑事诉讼中 ,被害人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但在公诉案件中 ,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受到国家公诉权的限制和制约 ,处于从属性的当事人地位。这一规定 ,整体上是合理的 ,但在一些具体规定上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     

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探析

被害人的知情权是被害人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逻辑前提,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性文件和法治发达国家都对公民的知情权及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但权利告知规则仍不完善,被害人对案件的进展、诉讼结果以及刑罚的执行情况缺乏知悉途径,知情权的实现缺乏保障机制。立法上应对其作相应完善。     

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

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能够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的一种法律权利.它是社会人道主义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减轻被害人所受犯罪损害的现实需要.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援助体系,为被害人实际享有获得社会援助权提供了现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未从法律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也缺乏援助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体系,只是部分被害人获得了某些"边缘性的援助"或者司法经济救助.因此,立法上明确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规范社会援助被害人的方式和内容,是被害人获得有效社会援助的制度保障.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之反思与完善

由于认识上存在误区、立法不尽完善、被害人自身消极心态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的偏离,我国现行刑事法在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存在着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严重受限、代理和辩护权的行使上不对等、刑事诉讼部分没有发言权、没有独立直接的上诉权、获得民事赔偿的范围狭窄、国家救助政策阙如等诸多不足之处.从目前立法和司法实践看,需要进一步加强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的参与,完善对被害人损害的赔偿和补偿机制,逐步建立和健全对被害人的保护机制.     

论刑事简易程序对被告人权利保护的不足

简易程序的实施是刑事诉讼效率与公正两大价值目标平衡与兼顾的体现；，但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在体现对效率追求的同时，却失去了对诉讼公正这一根本目标的保障，表现为对被告人权利保护的缺失上：对重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对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否认和辩护权保护的不完善。这些都是对被告人基本程序保障权利的漠视和人权保障简化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文章对立法修改提出了意见。     

论隐私权的刑法保护

隐私权的刑法保护顺应了我国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我国刑法由"国家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符合防治严重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客观要求.我国刑法典保护隐私权的相关规定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具有间接性.建议我国刑法设立"非法获取、散布隐私罪".     

刑事简易程序与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

程序的繁简分立从总体上看是提高诉讼效率的有效途径,刑事简易程序作为处理刑事案件的迅速简便程序,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肯定。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顺应这一世界性的潮流,在第一审程序中增加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使一些罪行较轻、事实情节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判,这样既保证了迅速审结案件,又可以把主要的司法资源投入到重大、复杂的案件中。从这一角度讲,刑事简易程序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公正与效率共同构成现代社会人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如何协调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如何保障简易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权,也是不容我们忽…     

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文章论述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性质 ,提出 :刑事诉讼法的性质是人权保障法 ;诉讼人权来自于人自身的基本权利 ,又根据社会发展与国情不同而有不同的体现 ;诉讼人权可分为不同的层次。文章还论述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对维护国家、社会的安定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价值 ,提出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是保护人民的重要手段 ,是伸张正义的合理方式。文章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论被害人在侵犯财产案件中放弃获得退赔的权利

尽管实务界对被害人放弃获得退赔的权利存在明显认识分歧,但是理论界却很少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被害人放弃获得退赔的行为关系到司法机关如何处理违法所得,也蕴含了国家干预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采取追缴、责令退赔、返还、没收的措施体现了国家干预;被害人放弃获得退赔的行为则体现了私法自治。被害人放弃获得退赔与司法机关履行法定义务之间不存在矛盾,“不能让犯罪分子从犯罪中获利”的刑法观念与“允许被追诉人从被害人放弃获得退赔行为中获利”并行不悖。赋予被害人放弃获得退赔的权利,既符合私法自治原则,又有助于贯彻恢复性司法的理念。     

论被害人同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定位

被害人同意包括被害人合意和被害人承诺两种形态。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上,围绕被害人承诺的体系性定位,存在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还是排除违法性之争。被害人承诺属于利益阙如而非利益冲突的情形。如果客观归属属于构成要件阶层,意味着构成要件阶层可以做价值判断以出罪,被害人承诺也应是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内容。依照被害人承诺排除构成要件、结束犯罪审查后,并不妨碍法官根据其他法律宣告行为合法。一元论和二元论在实践效果上都是出罪,只是二元论肯定了构成要件符合性,出罪在后。在四要件犯罪构成论中,被害人承诺是阻却犯罪构成的事由。     

刑事庭前程序中的权力(利)配置研究

我国的刑事庭前程序具有法院审判权强大、检察机关权力相对较少、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权利十分有限等特点,而其他国家关于刑事庭前程序中权力(利)配置的相关法律规定则内容丰富且权力(利)多元化。当前,对我国刑事庭前程序中的权力(利)配置进行研究,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和现实需求。而此阶段权力(利)重新配置的目标应当是,在保持现有司法机构格局不变的前提下,各诉讼主体均有机会和权力(利)介入庭前程序,从而使庭前程序成为一个科学有序、互动有为的环节。     

论刑事诉讼中的应诉权

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对抗意味十足的诉讼活动,应诉权与公诉权(控诉权)的全面对抗正是刑事诉讼本质的体现。刑事程序的展开也是在这种对抗中完成的。当然,在刑事诉讼中研究应诉权有必要厘清应诉权与人权、应诉权与防御权,应诉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此外,确立应诉权与公诉权(控诉权)的对抗关系,必然会带来刑事诉讼观念、刑事诉讼构造、刑事侦查体制以及审判方式的变革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