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主体

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回答了社会管理活动中的"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管理中的具体体现。为此,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党政领导干部要尊重和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依靠群众开展各项工作,并由人民群众来检验社会管理的成效。     

“刀刃向内”才能锻造纪检铁军

正纪委监委谁来监督?这既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何系统思考、明确回答或真正处理好这个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研究解决。早在2013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就明确提出,要解决好"谁来监督纪委"的问题。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各级纪委要解决好"灯下黑"的问     

深入理解和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正一个政党如何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关乎这个政党的性质,决定这个政党的前途命运和兴衰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对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刻回答。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关于脱贫致富重要论述的主要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脱贫致富的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和发展,主要理论创新:一是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观点;二是明确提出推进扶贫开发要做到"六个精准";三是提出并回答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和怎样预防返贫等问题;四是基于人民主体地位强调注重激发内生动力;五是要求瞄准问题、聚焦难点打赢脱贫攻坚战,等等。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全面从严治党,要害在治,其本质属于政党治理范畴。政党治理主要包含三大要素:政党治理主体、政党治理机制和政党治理价值,分别回答了"谁治理、如何治理和治理为了谁"等治理中的核心问题,构成了现代政党治理的理论框架,直接影响着政党的治理效能。政党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管党治党的内在规律,为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治理效能提供全新视角、理念指引和科学思维方法。新时代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效能:从治理主体上讲,动员全党主体力量是首要前提;从治理机制上讲,完善管党治党机制是关键环节;从治理价值上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价值旨归。     

中国和西方党际监督比较研究——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构成要素。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政党对于民主政治系统的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存在着多个政党并内含着政党相互监督的意蕴,但由于中西方政党体制、监督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两者的政党政治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是理解该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党员主体地位的缺失与前苏联共产党的衰落

党员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本质要求，也是其持续执政、永葆生机的重要关键。前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走向衰朽，与广大党员主体地位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前苏联共产党党内权力高度集中，党员权利毫无保障，广大党员处于组织的边缘地位、客体地位，无法激活党员作为主人翁所具有的生机与活力，党员主体性作用也无从发挥，这使政党的功能逐渐萎缩。而党员主体意识的丧失又进一步从思想深处动摇了党员对于苏共的基本认同和对党的忠诚。苏共走向衰朽正是党员主体地位严重缺失的必然结果。     

论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重要论断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几代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去理解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丰富了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方法;第二,从上层建筑的视角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拓宽了社会主义本质研究的理论视野;第三,从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出发,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认识。     

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与作用实现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推进,社会治理领域要不断提高法治化水平。由于社会组织具有的独特优势,可以承接部分社会治理功能,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本文基于社会组织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显示出的积极作用,阐述了我国社会组织在公众参与、功能定位、资金来源、自我管理等方面处于的困境,并从外部环境、管理与服务体制、融资渠道、监督和制约等几个方面提出积极对策。     

论扶贫开发中的行政监督

加强对扶贫开发的行政监督，对于保证扶贫开发政策的落实，维护贫困地区群众的利益，惩治权力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扶贫开发的监督要从扶贫开发资金、扶贫开发项目和扶贫开发结果三个方面进行：针对我国扶贫开发监督中存在的监督意识薄弱、监督主体内部化、监督客体不明确和监督内容不完善等问题，必须增强对扶贫开发的监督意识，注重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进一步明确监督的客体，完善监督的主要内容，确保扶贫开发取得实际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