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知识：你可能不知道的奥运会

残奥会残奥运动最初产生于“二战”期间。由于战争出现大量伤员，因人而宜的体育活动在战地医院是用于受伤官兵的康复治疗手段，经历半个世纪发展成为今天的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今日的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始于1948年。残疾人奥运会不允许听力残疾的运动员参加。所有项目将根据运动员的残疾类别和残疾程度进行分级。     

批判法学——一个自由主义的批评法恩斯沃思

＂批判法学＂运动的一些学者已经写就了一批很重要的著作,向现代西方法律思想和政治思想中最为珍视的一些理想提出了挑战。批判法学的思想家们将自由主义及其所信奉的法治作为他们批判的主要靶子，声称法治是一个神话，而且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对法治的辩护充斥着不一致。     

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法律伦理与理想的重建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在该书《序：法律人的“希波克拉底之誓”》中写道：“这是一本发人省思的书，不只法律人该看，非法律人但关心台湾法治发展的普罗大众也该看。在书中的第一章，作者即下了一个相当震撼的标题：‘人的光明，法的黑暗？’文中反讽地指出，法律人地位日隆，但法律尊严却荡然扫地的荒谬现象。书中语重心长地指出：‘社会如此善待法律人，法律人自己呢？     

浅议法律教育——以中国法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视角

中国正朝着法治社会的方向艰难地行进着。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良法得到遵守。良法需要人来制定,良法的遵守也离不开人的因素,这些人主要是法律人,“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古训,在今天仍然是真理。法律人不是天生的,需要法律教育来培养。现代的法律教育是培养法律人的高等教育,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也应当概莫能外。     

法律职业伦理的再反思——从外在要求到行为哲学

法治秩序的构建,离不开法律伦理的培育。法律伦理乃规范法律专业行为的特殊规定。基于专业的原因,法律伦理的要求不同于大众伦理的要求。对法律伦理的背离缘自法律人对自身角色及其所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不自信,这实际上是法治危机的表征。法律人由于追逐社会良心而游弋于法律之外,这种看似正义凛然实则粗糙的司法行动难以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心,也难以树立司法的威严。矢志于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律人不仅要把法律伦理当成一种规定,更要把它当成身体力行的行为哲学,把它当成须竭力实现的信仰般的高尚追求。     

知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法律史——从中国法学院的立场出发

就其学术范式而言,当今中国法学院中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教学,仍然是传统的史学风格占据着主流地位,而未能在知识体系中真正融入法学的主流传统.这种状况,致使中国法律史往往被视为是"虚学",在注重实务取向的法学院中日趋边缘化.造成这种窘境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近代以来频繁的法律断裂性变革及其带来的"知识断裂",使得中国法律史研究丧失现实运用的可能性;而在普通法传统中,却存在着弥合"时空距离感"并因而赋予本国法律史以现实意义的机制.欲求超越目前的困境,传统的说教并无太多助益.可能因应之道在于,在注重法律人思维方式培养这一方向下,加强三个具体实域的探索与开拓,最终促成中国法律史在法学院中的知识转型.     

“历史”的危机与“意义”的重生——法律解释中的历史方法（因素）

随着后现代法学的兴起,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法律的确定性等受到了挑战,“客观”的历史也以视域融合的方式在理解中被“遗忘”。在弘扬法治的前提下,应当强调在法律解释过程中不能忽略历史解释方法(因素)的意义。历史解释方法是一种辅助性的法律解释方法,但是它也是不容忽视的方法。     

互视求通:观念及方法——读《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

张世明教授所著《法律、资源与时空构建:1644—1945年的中国》一书,共五卷,描绘出1644-1949年间中国的司法、边疆、军事等场域的辽阔画卷。本文拟从其体用赅备的学理主张入手,结合其新历史法学之实践,谈谈自己读后的感受及浅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演进逻辑——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历程,为分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未来走向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表现出强劲的路径依赖色彩,改革的演进逻辑是党和政府(政治领导人)在历史情境和中观制度框架约束下展开的政治博弈和策略选择过程,这种政治博弈和策略选择的核心是团结多数,争取最广范围和最大限度的政治支持,以实现稳中求进,其逻辑结果就是渐进式政治改革。     

中国语境下移植型法治的进路评析

移植型法治无法满足中国社会秩序和生产模式的需求,尚未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接受和主动遵从,而来自西方的法治原理和法学教义也难以适应既有的政治土壤。对此,移植型法治的中国道路应当在追求法治观念本土化和通俗化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比较优势,正确看待其做出的创造性贡献,同时还要注重普通官员和广大民众法律意识形态的渐进培养,着力营造现实社会的法治氛围。当然,针对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中出现的异化现象,法律人也应当作出深刻的自我反省。毕竟,移植型法治最终指向的是中国现代法治的建立和民众法治信仰的形成。     

试析法律论证理论的性质——从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谈起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在法官应当如何裁判的问题上存有争议,为了能够评价哪一种理论更加合理,我们需后退一步思考他们在法律论证问题上的争论是何种性质的争论。借助德沃金提出的实践诠释学框架,可以将该争议理解为具有某种一般性特征的社会实践争议的一个特例,进而厘清双方关于法律论证之争议的不同层次,并将分歧聚焦于如何为司法实践确定恰当的价值本旨这项任务上来。要完成该项任务,需要满足"符合"与"证立"两项标准。以这两项标准来衡量,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都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充实各自的论证。     

中国法治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刑法文化的发展为视角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法律文化，使法律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关于首都政法文化建设的调研报告

[编者提示] 追求司法公正,是政法职业人的永恒主题和基本价值目标.司法公正的实现,不仅需要良好的法律和司法体制,而且还需要具备良好素质的政法职业人去执行法律.因此,加强政法队伍建设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已成为当前“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新课题.……     

缘何是法律方法——基于中国正名观的认识

近年来，从司法的立场出发，微观地考察法律适用方法的研究，正在中国蔚然兴起。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却对这个方法该叫什么，产生了疑问。2003年，郑永流在《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以下简称“郑文”）的文章，首次将该方法的名称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加以讨论。     

从人本法治观到生态法治观——一种法治观念模式的衍更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奠定了西方人本法治观的基础;罗马人对人本法治观的传承与创化;中世纪神学背景下的法治理念强调人的救赎与反生态主义,随着上帝之死与理性王国的建立,近代以降的法治发展道路彰显了以大功利生存解释方式为主导的科技人文法治观;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使人类开始彻底反思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人本法治史.于是,一种理想的法治观念模式--生态法治观,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的脱颖而出成为必然.     

论法的溯及力的若干问题——关于法律不溯及既往的争议、实践、反思与主张

法的溯及力问题背后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由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具有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价值取向,作为法的溯及力的基本原则的地位不可动摇;例外溯及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有益补充.区分不同法律领域来确定例外溯及的界限,是解决法的溯及力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