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禁止令适用的困境与对策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规定了我国的刑法禁止令制度。该项制度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动了刑罚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的发展,有利于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但是,当前该项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难题:适用标准不明确,具体措施难以落实到位,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等等。这些困难严重制约了刑法禁止令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相当重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等等,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应对之策。     

公安机关执行刑事禁止令应注意的问题

刑事禁止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针对被判处管制或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增设的约束性措施,为禁止该类犯罪人在特定期间实施虽不违反法律法规或管制缓刑相关规定,但不利于改造或可能诱发再犯罪的行为提供了必要的依据.作为刑事禁止令的法定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在<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前有必要厘清刑事禁止令的内容、法律责任以及与其他相类似制度的区别等问题.     

社区矫正、禁止令的功能冲突与调适——社区矫正中的禁止令观念之提倡

管制、缓刑、假释均系非监禁刑,需要对犯罪人进行社区矫正以促使其复归社会;而刑法规定对上述犯罪人可以判处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普通禁止令或者职业禁止令。社区矫正与两种禁止令可能存在功能冲突,从而导致诸多疑问;为实现社区矫正与两种禁止令的功能调适,应当提倡社区矫正中的禁止令之观念。     

我国禁止令制度实施的困惑与完善进路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禁止令制度纳入实体刑法的范畴。然而,从法的确立到法的执行,禁止令制度的司法实践在短时间内面临颇多问题。从当前我国禁止令制度的产生背景及其内涵分析着手,探求该制度实行中的问题与困惑,力求寻找并构建完善该制度的合理进路,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禁止令与被害人权利保护——以侦查程序为中心

禁止令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侦查程序中,它主要是作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附带条件之一作出宣告,禁止那些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从事特定行为,从而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应立法对禁止令的实施程序作出明确规范.     

非监禁刑:犯罪未成年人矫治与预防的路径选择——基于实证的思考

对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是挽救并帮助失足未成年人的最好途径,它不仅可以矫正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也可以预防他们再次犯罪。但由于对非监禁刑价值认识不足、制度存在缺陷、司法环境困扰和部门衔接不畅等原因,我国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还存在适用比例、适用刑种、适用区域、适用属地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悖,增加了社会风险;与平等适用法律原则相悖,影响了社会稳定;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侵蚀了司法正义;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相悖,减损了刑罚功能。减少、纠正这些偏差,应树立少年司法理念、完善少年司法立法、建立部门衔接机制、探索多种矫正模式。     

论刑事诉讼禁止令的适用条件

刑事诉讼禁止令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取保候审决定书中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适用的禁止性规定,在取保候审制度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适用刑事诉讼禁止令的前提条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决定取保候审。适用刑事诉讼禁止令的实质条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实施特定行为存在着诱发社会危险性及妨害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可能性。     

禁止令适用粗放化之现状与解决

《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禁止令制度写入刑法条文中。通过对司法实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由于缺乏明确标准和程序规制,禁止令适用粗放化现象大量存在,是否宣告禁止令和宣告何种禁止令适用标准不一．禁止令内容缺乏个别性和针对性。应当以有利于隔离再次犯罪诱导因素作为适用禁止令的实质标准．完善多方参与决定禁止令适用制度,增加判决书说理和审前社会调查程序,从而有效发挥禁止令制度在教育和改造行为人中的效用。     

刑法“禁止令”:求解与质疑

刑法禁止令是一种配合刑罚起辅助预防作用的强制性约束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法功能的扩张性倾向。匡定刑法禁止令的内容首先需要妥当解决国家、法院、被告人之间两两存在的三对矛盾,并遵循一系列原则,在匡定其具体内容时既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又可以适当借鉴当前国外的若干做法,汲取其有益经验,为我所用。立法上对于禁止令的究责规定有待商榷,主要表现在处罚依据不够合理、处罚功利且失衡等,可以通过社区矫正消解疑问。     

刑法“禁止令”：求解与质疑

刑法禁止令是一种配合刑罚起辅助预防作用的强制性约束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法功能的扩张性倾向。框定刑法禁止令的内容首先需要妥当解决国家、法院、被告人之间两两存在的三对矛盾,并遵循一系列原则。在框定其具体内容时既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又可以适当借鉴当前国外的若干做法,汲取其有益经验,为我所用。立法上对于禁止令的究责规定有待商榷,主要表现在处罚依据不够合理、处罚功利且失衡等,可以通过社区矫正消解疑问。     

刑事判决书与禁止令——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点

刑事判决书与禁止令是法律文书的两种文体,是反映诉讼过程的文书,是诉讼的文字凭证。禁止令依附刑事判决书而产生,刑事判决书解决的是主体问题,禁止令解决的是附属的问题。从目前效益看,刑事判决书与禁止令在司法实践中有两者合一的可能性,即禁止令可以在刑事判决书中体现。从长远看,刑事判决书与禁止令应是法律文书的两种文体,要分别制作。     

社会稳定与刑罚改革的人权刑法观思考

我国刑法中有关“非监禁刑”的规定需要修改和完善,这是刑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与保证社会稳定的关系密切,其本质涉及到对人权刑法观认识的深化。     

试论行政合同案件的司法判决

行政合同行为作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方式之一 ,其纠纷的解决应适用行政诉讼 ,但现行诉讼结构 ,包括判决都是建立在单方的行政行为之上的 ,这种判决制度在判决的前提、判决的类型及判决适用条件等方面都不适应行政合同纠纷解决的需要。我们应建立多元的审查原则 ,放宽适用条件对现行判决加以合理整合运用 ,同时增加判决类型 ,以适应实践的需要     

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实证研究——以长乐法院审前社会调查运行情况为样本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为法院对被告人正确适用非监禁刑提供了参考,同时为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的依据。但实践中,仍存在着立法基础相对落后性、委托中的操作困难性、评估意见书的定性模糊等缺陷,这都导致审前社会调查无法完全发挥出预期效果。为此,必须从构建统一又区分的立法体系、建立以公安为主、法检为辅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建立本地与外地司法局间直接委托关系、明确评估意见书的参考性质等多方面予以完善,从而发挥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最大功能。     

广州市外来未成年被告人非监禁刑适用实证研究

20世纪以来,非监禁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少年刑事司法发展的共同趋势,我国也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近年来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率不断提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户籍差异一直是我国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中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在外来人口数量庞大的城市该现象更为严重。广州市法院就户籍差异对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非监禁刑适用的配套制度,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户籍差异问题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借鉴。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理研析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研究 ,首先应理清其与无罪推定原则等刑法、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关系。从规范层面看 ,对该罪实行行为的界定应坚持不作为说 ,并认该罪的立法模式并非法律推定。从社会分析角度看 ,尽管该罪受到舆论的攻击 ,但是并非为该罪在立法上的阙失 ,而是整个反腐败机制疏漏所致 ,因而并不能由此否定该罪立法上的正当性。     

论检察机关对非监禁刑的法律监督

非监禁刑是指对罪犯的改造不在监狱等监管场所进行，而是采用非监禁的监外执行方式放归社会中，以公安机关为主要执行主体对非监禁刑罪犯进行的监督改造。检察机关如何加强对非监禁刑的法律监督，加强对非监禁刑罪犯认罪服法的改造，维护非监禁刑罪犯的合法权益，对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已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社区矫正被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无疑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但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当前还存在着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识存在偏差、非监禁刑适用比例偏低、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亟待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机制还不能做到规范运行等问题和制约因素,严重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浅谈社区矫正若干问题——兼论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

社区矫正在全国部分省、市的开展,标志着我国刑罚改革的重要进步。但在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缺失或者过于粗疏,已越来越困扰社区矫正的正常开展,随着试点时间的增长,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社区矫正工作将面临更大的困难。本文对社区矫正的部分立法问题及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进行探讨,以期对推动这项工作有所裨益。     

论多元化假释体系的构建

假释作为非监禁措施之一 ,蕴涵多方面的功能和效用 ,被世界各国所广泛适用。基于中国假释制度适用的现状 ,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应从假释制度的形式、假释提请的主体、提请假释的期限、假释监督的方式、假释考验的期限等几个方面出发 ,构建多元化的假释体系 ,逐步扩大假释制度的适用比例 ,充分发挥假释制度的应有功效。